春 风 回 忆 录
姚广圻
一、师生投入扫盲运动
解放初，旧社会遗留下来许多“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文盲多。各村镇就办起了民校或识字组，必须教师配合。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分工去辅导，有的在校学生也帮着教村上人识字，有的放学后借了小黑板到田头教农民识字。情绪热烈，曾在全区介绍事迹。辛苦几年，许多人大都脱了盲。
随着下一代都上学读书，文盲少下来了。但也有极个别学龄儿童没读完高小课程流在校外，将成新文盲，我们年年调查，动员全部入学。其中也有的已满学龄，照例归社教干部负责，但童心未泯人还小，我们也动员来校。老师顾虑统考时成绩要被累。我说，我们领导心中明亮，感激还来不及，怎会怪你们？后来教育局亲来视察，发现这情况，嘉许我们心存大局，老师们很受鼓舞。
二、师生在大跃进和“文革”中
大跃进时我们主要做宣传工作。听说有地方把板壁之类都做了路牌，我想宣传是一时之事，板壁是长用之物。就与各校商讨如果路牌不够用，可把门窗糊上厚纸写标语，早上扛到大路旁，黄昏扛回。收到很好效果。大炼钢铁时我们学校出人帮外做勤，工商界出钱砌高炉。学生上完课帮敲矿石。又借来一只小熔铁炉熔破锅片成铁块，以教育学生。命名“红领巾号”。公社也很满意。干部说，姚校长四平八稳。我想此话不贬不褒，恰如其分。
“文革”中，我们郑陆各校玻璃没破一块，中心校图书没坏一本。主要原因是老师平时较团结，学生
三、教学改革的滥觞
古人说长江万里，其始不过沟水之微滥觞）冰为源头。某种新事物在普及之前，总会先见之于个别地方；这种历史上“滥觞”现象素为史实注目。教学改革也有这现象。往迹虽微谈谈或可激发来者的创新精神。
现在学生作业形式多样，称基础训练。而武进在解放初就有人做了。51年我在郑陆教高小语文，结合简单的语法常识如标点符号、句子成份和结构等来加深理解课文。对如何探求课文要旨（现称主题思想）、划分段落，也选择适当课文重点指导。对各种对话句式，课文出色的描述开端，或结尾等也指导欣赏或仿作……等等。学用结合，作业形式便有20多种。这些基础知识不可能在一课之中讲尽，于是先定好各种基础知识的比例（有些是每课要有的），安排到各课文中教学，每课内容不多，综合全书，知识便成系统。后来学生有的做了中教、有的成了研究员，说我讲的知识很顶用。我在区的星期讲座上也讲授过。其它老师用此法也很得手。但教师必须厚积薄发才能浅出易懂。“文革”中我靠边去教语文，仍用此法，视导小组还请我开过课。北京龙须沟小学教导主任见了作业本，特地和我通信。
此外，如现在备课上课都知道要“掌握重点突破难点”。这两句话我们在50年代初就成口头禅了。有的老师在备课录中写了如何突破难点，有的讲求语言精炼，使学生易懂易记。最擅长此道的为
四、教育花絮——听课取经
这次武进教育文史资料征稿，内容巨细不遗。细如“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皆在搜求之列。尝闻观片叶而知时序，阅一事可启心灵，诚得斯旨。敬献芹曝，即以花絮名篇。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郑陆全乡教师常以工会活动形式到外地听课取经，特点是“认真”。大家约定“专心取经，不仗佛游春”。常去的是局前街小学，我们事前去人联系好听课人数、开课年级、课题，回来由教研组先研究教材，悬想人家如何教法。听课回来再分科讨论，整理成书面材料寄给开课学校，相互切磋。局小教导（后来校长）李华同志见郑陆乡听课不同一般，特将会议室专供我们休息、讨论，可谓特殊待遇。（一般常是闻讯就去作不速之客。主人窘于招待，有被挤在窗外窥视者，听完自去，杳无踪迹）我们有了驻足之地，索性请包饭作（在铁市巷）送饭菜来集体用膳（局小询要否代办午餐？我不肯麻烦他们），饭后抓紧时间讨论，由我回去整理材料交流，双方结成多年友谊。
我们分析教学也有特点，注意虚心和求实。大凡听课易犯毛病，就是建议教者这儿应添些什么，那儿还可讲些什么。虽似渊博，其实忘记了一堂课只有45分钟。何况同一篇作品（比如鲁迅写的）每可从小学到大学，当然讲授内容不同。可见必须有所不讲，才能有所讲好。除必讲部分外，到底还应讲些什么，应让教者有选择余地。大纲要求是在一学年内达到的，参考资料也不仅供参考，我们未了解他的全学期教学计划和教这课书的各教时备课笔记前，很难充作“导航”角色。但也并非无话可说。例如就这堂所教内容说，要点是否掌握，难点是否突破，教法与教材是否适应……等待，有的研究。有时教者苦心孤诣，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心正惶惑，我们应细心体察，甚至肯定他存在匠心独具的创造方面（如果事实如此的话），指出失败乃成功之母，不断探研，定见成绩。我们也不可作不着痛痒的泛泛应酬之语，这会使教者失望。局小同仁视我们为知已，恐这也是原因之一吧！附书于此，供同道参考。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