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童年”下水作三部曲
“金色童年”下水作系列之一
此情可待成追忆·肝肠欲断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初级中学 吴伟星
我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回忆曾经的生活。寻觅曾经的生活，体味湿漉漉的情感。
作家汪曾祺先生曾在《我的家乡》中写道：“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我描绘的故乡——常州市武进区东青蒋区村（现已划归郑陆镇），也是一个标准的水乡。
我努力描绘70后一代人的童年生活。
谨以此文，献给长眠于地下的父老乡亲，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题记
时光流逝。在人间，我们都只是匆匆而过的过客。
一直不忍回忆。记忆深处，固然有童年趣事，但物是人非，更多的是悲伤、惆怅，是永久的痛。因为不忍回忆，有时心近乎木然。然而，清明时节，回故土扫墓，如烟往事又怎能不萦绕于怀？
许多事都成追忆。许多事都已忘却。许多事都已朦朦胧胧。惟记忆中最深沉的东西，总是难以忘却。而这些，都是儿时的。虽然零零碎碎，但又那么具体真切。
我的故里，在武进东青蒋区，位于苏南平原。
蒋区，包括上村头、下村头、塘下头、杨家坟、陈士庙、薛家头、夏家头等小村。夏家头最小，仅五六户人家。我家位于上村头。
一、爷爷
爷爷离开人间时，我正在郑陆中学读初三。那次我正在上课。村上的建兴来了，把我喊到教室外：“伟伟，你爷爷去世了。快回家。”我泪流满面。建兴说：“别哭了。”我哭着到闵老师那儿请假。闵老师说：“快回家吧。”那次我没来得及回外婆家，连夜回家。让不明真相的外婆急了一夜。
爷爷是脑溢血突然去世的。
爷爷在我们家族中，在村上，威信是很高的。他做过村长，后来一直在焦溪石堰粮管所工作。一直住在粮管所。
退休后，他告老还乡。在我家后面造了一间平房。造那平房时我还小，是请焦溪的几位瓦匠来造的。那几位瓦匠那时在我们家住了几夜。
他对我们兄弟俩是很严厉的。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吵架，他知道后，怒气冲冲，拿起一个竹梢棒追我们。我逃到了小爷叔家，见无路可逃，急中生智，爬上了小爷叔家的竹梯。
我们最怕他。
在我记忆里，他总是在他屋里，坐在一张桌椅凳上搓绳。搓绳之后，他总是将身上的一块青灰色的遮灰尘的布脱下来，甩两甩。
他喜欢喝茶，但一直喝白开水。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父亲。下来是两对双胞胎，一对是大爷叔仲良和二叔父天生；一对是三叔叔建良和小叔叔华良。因孩子多，二叔父天生过继给郑陆前庄头的一户人家。而另外四个儿子，让他操碎了心。这四个儿子，除三叔叔外，他一个一个地帮着成家。
那时有顶替制度。当然，这种制度现在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当时就是那样，老职工退休，允许一个儿子顶替。爷爷选择的是三叔叔。三叔叔便跳出了“农门”，到粮管所工作。
三叔叔很勤快。屋前屋后，他总是拾掇得干干净净。他的手总是不闲着。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是个公认的“好人”，被人称为“大憨”。他读书不行，不会打算盘，爷爷教来教去教不会，气得爷爷直叹气。要是会打算盘，就可以在粮管所做会计。爷爷在粮管所真是“根深叶茂”，徒弟都做了主任。但不会打算盘，就只能做些杂差。不过三叔叔脾气好，良心好，爷爷还是很喜欢他的。
有一次暑假，爷爷与我们兄弟俩“约法三章”：“到我这里来打百子，打一回赏五角钱。”我们俩很高兴，五角钱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我们俩便天天在他那儿打。一开始不熟，几次后便越打越快，两人比正确率，比速度。我的速度，只是略逊于哥哥，但也是很快的了。这让爷爷很高兴。当然，他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喜形于色。但他一向严肃的脸温和了。大概他认为虽然儿子打算盘不行，但两个孙子却毫不逊色。
我在上小学时，爷爷常念叨：“我家伟伟要是考上中专，或技校就好了。”当时，中专和技校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学校。
但当我考上师范时，爷爷却已离开了人间。那次，三叔叔眼圈红红的。
三叔叔后来也成家了。但后来，粮管所解散了，三叔叔到他连襟的厂里工作了。
今年在爷爷墓前扫墓时，三叔叔伤感地说：“爷爷这一世，吃尽了苦头。帮一个个儿子成家。他去世的那天，仿佛附在我身上一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因为我没有成家，他放不下我啊。”
二、父亲
父亲的坟头长满了青草。哥哥今年种了几棵松树。
父亲的坟在我们称作“松门田”的南边。坟之南有一条小河。这小河由于多年无人管，长满了水草。只有河边的矮杨柳，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诉说着久远的故事。
父亲在福建前线当过五年兵。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大亮点。听大爷叔说，那几年，台海关系紧张时，爷爷天天提心吊胆，巴望着两岸不要有战事。
父亲复员后，在大队里干了几年，在常州木一厂工作。那时我还小。由于和哥哥只相差一岁，彼此都不懂事。常吵架，彼此互相斗气，互相“妒忌”。又由于哥哥一直跟着奶奶，所以从感情上父亲一直是“倾向”于我的。即使在小学时，我的成绩落后于哥哥。后来，兄弟俩慢慢长大，他又为两个儿子的每一点成绩而骄傲。他称哥哥为“小眼睛”，称我为“大眼睛。”并常说“小眼睛‘猾’，大眼睛‘直爽’。”
有一次，他带我到常州木一厂玩。厂里堆满了木头，充满着“轰隆轰隆”的机器声。来到一个砰称前，一位戴着帽子的阿姨笑着说：“伯良，你儿子来啦。”父亲笑着说：“称称看呢，几斤了。”我站到砰称上，那位阿姨看了看称，说：“四十五斤。”父亲高兴了大半天。吃饭后，他带我到他宿舍。那宿舍里有好几张床，较暗，仅西面有一小窗。我当时很怕睡觉，就说：“爸爸，我能不能在床上睁着眼睛。”父亲说：“好的。”我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但后来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天，我吃到一种卷心馒头，很香。一位叔叔送给我一盒“海鸥牌”牙签。
读小学时，我一吃完晚饭便到老房子的阁上，先听半个小时的评书，再做作业。他天天从梯上子爬上来，在旁边看着我。我想题目时，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某处冥思苦想。他有时用方言读着我小学时的作文，露出满意的笑。
他做了许多小板凳。上面写着两个儿子的名字。常拿着小板凳欣赏着，念着两个儿子的名字。
他文化虽不高，但字很漂亮，有力。他对人总是笑嘻嘻的。
初一下学期我便转学了，住到了外婆家。每逢回去，他总是很高兴。走时，用自行车送我。有一次，天很寒冷，在凛冽的北风中，我坐在他车后，看到他弓着腰，努力踏着车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
后来，我考上了武进师范学校。第一次去学校时，他送我，帮我背大包小包的东西。那时汽车少，车里挤得没有空隙。到南夏墅后，我们打到了学校。到了学校后，我愣愣地坐着，他帮我挂帐子，洗衣服。那次殷黎明学着高年级同学的口吻说：“鞋子，一条线；杯子，一条线；牙膏，一条线；牙刷，一条线；毛巾，一条线。”父亲又帮我摆东西。殷黎明是我的好友，是我班年龄最小的。他现在在遥观一所学校里当副校长。
工作后，我忙于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很少回家。父亲常念叨着我的名字，唠唠叨叨地说着我小时候的事。
但后来，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父亲在帮一位朋友插秧时，突患脑溢血，昏倒在地上。不久即离开了人间。
我悲痛欲绝，后悔万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后悔为什么不常回家。但一切都无可挽回。睡觉时常从恶梦中醒来，心“咚咚咚”地跳着。
三、焕大公公
焕大公公，在我印象中，是位老人啊。他身材魁梧，方脸。
那时我大约七八岁吧。不知何时起，一见我，总和我开玩笑：“老公事”。我的头便认真而使劲地点着。他很开心。每次见我，这几乎成了定规。
当时，我不懂，什么是“老公事”。现在方才明白，“老公事”，就是老规矩，每次见了他，都朝他点头，以示恭敬，这就是“老公事”。我那时朝他点头，是那样的恭敬，那样的专注。谁叫他是长辈呢。
现在想来，他只是和我开玩笑罢了。
他是个农民。一直在田间地头劳碌着。
但后来作古了。
四、浩定伯伯
浩定伯伯，是焕大公公的儿子。因和我奶奶家是老亲，似乎对我特别关爱。
他身材不高，胖胖的。他的脸，方方的，总是红扑扑的。
一次，大约是新年吧。我蹦蹦跳跳地从他家门口经过。当时，他的家还在老房子里，在我家的后面。他硬是塞给了我一个红鸡蛋，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拿着。”
一个小小的红鸡蛋，现在不算啥。但当时，却表达着一位长辈对孩子的爱。
他在电灌站给人轧米。是很忠厚的人。从不和人斤斤计较。
但后来，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他也作古了。
五、荣兴娘
荣兴娘，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啊。她的脸，真是标准的古铜色。沧桑岁月，让她的脸上带有灰色的斑斑点点。她的年纪实在太大了。
她是我父母的媒人啊。
年纪大了，她的话多了些。喜欢串门。后来我在外婆家上学。回去后，她总是来我家：“啊，伟伟回来了。”于是坐在我家，和我絮絮叨叨地谈话。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听。她的脸，总是那么严肃。她总是以一位老婆婆的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她对人和事的看法，乐此不疲。走了这家，又到那家。
她的福气是很好的。她的儿子荣兴，因为跑营销，很早就致富了，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荣兴总是做好事。每逢夏天，他就要在永武河的马路上摆茶摊头，随便哪个路人都可以喝他的茶，都是免费的。而且荣兴是个孝子。
她是个多么可爱的老人啊。她也活到近九十岁去世，是个老寿星。
六、炳生公公
炳生公公爱清洁。人较瘦。是我本家。我爷爷的嫡亲堂兄弟。
他家住在我家的东面。按风俗，他家应是长房。
他好像常背着一只篮子，上街。
对我们晚辈，他似乎总保持着一种严肃和威严。
但他也偶尔愿意和我们小孩子说说话，什么的。有一次，夏天的晚上，月色朦胧。他坐在院子里的凳上。他面前是葡萄架，葡萄藤密密地向四处延伸着，苍翠欲滴。他拿着扇子，一拍一拍地，招呼我们：“文星，伟伟，过来。”我们俩恭恭敬敬地过去，喊他：“公公！”他笑眯眯地说：“我教你们一首诗，关于夏天的。听好了，马上背出来。”然后他摇头晃脑地朗诵起来：
“香莲碧水同风凉，凉风同水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同水，水同风凉碧莲香。”
他教了我们几遍，我们很快就背了出来。这首诗至今还记得，它已经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他常会说起上海的儿孙们。充满自豪。他有三个儿子：永昌，永远，永跟。永远和永跟住在上海，事业兴旺。他大约到八十五岁左右作古。
七、大亲娘
我这里所谈的大亲娘，是炳生公公的妻子。我的另一位大亲娘是我上海的大亲娘，即大奶奶，我大公公家的大奶奶。上海的大亲娘，我一直未见过。
炳生公公家的大亲娘，虽然也是在我小时候作古的。但儿时的印象仍是深刻的。
大亲娘和炳生公公一样爱清洁。经常在村南头的码头上小心翼翼地洗她的假牙。
她待人是那么和蔼。讲话声音总是低声低气的，从没一句大喉咙。对晚辈，目光总是那么慈爱。
我一见到她，总是喊她：“大亲娘。”她高兴地回答：“哎。伟伟啊！”她还总是微笑着看着我。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那么慈眉善目的。她总发戴着一副老花镜，黑色的框子。她是一位多么好的老奶奶啊。
逢年过节，她总给我许多糖果。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上海，所以当时条件是不错的。对孩子，她总是很关爱，将好吃的留给我们。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我奶奶坐在后门口的板凳上哭。我很奇怪，就问：“亲娘，你为啥哭？”奶奶伤心地说：“伟伟啊，大亲娘去世了。”我更奇怪了：“亲娘，大亲娘不好好活着吗？我刚才还看见的呀。”奶奶说：“不是这位大亲娘，是上海的大亲娘。”我才恍然大悟。
但我对炳生公公家的大亲娘却未能尽晚辈的孝心。我甚至连这位大亲娘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她与我的年龄差实在太大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作古了。她去世时，也已八十五岁了。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大亲娘的感激之情。
八、产大公公
产大公公，眼睛好像不大好吧。队里人常叫他“瞎产大”。这并非对他不恭。农村上起个外号是很正常的。什么“喇叭头”，“铲刀头”，“黑熊”，“地罗罗”，“死不落”，“退笼”，“烂泡饭”什么的。我们队里人大部分都是很善良的。
产大公公，孤身一人。他似乎个子不高，方脸。他一开始在老屋里用一个单眼的土灶烧东西吃。他的老屋很矮。烧土灶时，整个屋里全是烟。我怀疑，他的眼睛是否是被烟熏坏的。他还养了一头牛。我小时候，我们这里，牛已是很稀少了。我们常去他家，说一声：“产大公公，我们来看牛了。”他总是和气地说：“好的。看吧。当心点啊。”那是头黑牛，有很大的角，坐在那儿慢慢吞吞地嚼着，嚼着。我们不敢近身。看着，就是一种满足。
后来，队里在村东的猪舍上给他造了一间房子。猪舍上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小土墩，环境幽静，因队里养猪而得名。队长说：“产大年纪越来越大。生活不便啊。他是五保户啊。我们队里每个人家轮流供饭。”“好！”队里人异口同声说。队里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于是，一家一家轮。每个人家，几乎都拿最好的饭菜送去。
好几次，轮到我家了。因队里下工晚，我家烧好晚饭已很晚了。父亲说：“还不快送！”妈妈端饭，我恭恭敬敬地端着菜跟在后面，在茫茫夜色中向村东头走去。到了那里，里面一团漆黑。产大公公连灯都舍不得点。我就敲门：“公公”。产大公公在里面问：“谁啊？”我说：“我是伟伟啊。送晚饭来了。”只听里面悉悉索索穿衣的声音。“噢，来了。哎，我都已睡了。”然后，点起灯，让我们进去。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吃完后，我们把饭碗和菜碗再端回去。
产大公公房子的旁边，是河，河边有几颗野桑树。结了桑椹后，我们几个孩子就去摘。乌的当然是宝贝，但很稀少，那是很甜的。只要一红，我们就摘，略带些酸。甚至我们在青的时候也摘，虽然酸，但也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产大公公去世了。队里的成年人披麻戴孝为他送行。丧事的一切开支，都由队里支付。队里把丧事办得风风光光。杀了几只猪，去街上买了不少豆腐、百叶之类的，在村上露天办了十几桌。队里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一张位置，都去吃了。在我印象中，这是办得最隆重的一次丧事。由于那时条件艰苦，队里人平时吃得都不好。因此，那几顿饭印象特别深刻。
产大公公的房子，已没有了。猪舍上的房子，都拆掉了，没有了。长眠于此地的，有我的小林公公，我的大爷叔，国生伯伯，等等。焕大公公的遗骨，已迁走了。今年，当我和哥哥、三叔等人来此处扫墓，看到这里除墓地外，都是绿树。在每处墓地边，我恭恭敬敬地磕头，祭奠父老乡亲的在天之灵。
九、林根公公
林根公公住在我家西面，独立门户。
他耳朵不好。队里人叫他“聋傍。”
林根公公是一位退休工人。不必到田里干活。
他个子较高，偏瘦。
我对他已无多大印象。因为他在世时我实在太小了。之所以忘不了他，是因为一件事。
我经常跟着妈妈到他家去串门。有一次，吃过饭，我跟着妈妈又到他家。他正在吃饭。菜放在一张“阁排凳”上，他坐在一小板凳上。我那时大约只有五六岁。妈妈和林根公公在聊天，我看到凳子上的红烧肉，很馋，因为平时很少吃到，就不知知觉地手伸到碗里去捏了一块，放到嘴里。林根公公哈哈大笑，妈妈也笑了。林根公公就又夹了一块给我吃。我说：“好吃的，好吃的。”
现在妈妈说起这件事，我还记得。很难为情。
十、洪大公公
洪大公公，身材不高，平头。穿着农民衣服，朴素，清洁。
他是个实在人。做事实在，说话实在。勤劳，拿我们这里的方言来说，就是“会做”。我看见过洪大公公坐在船上，用一种网兜式的工具在河里捞过河泥。捞河泥，那是很累的，农民将河泥捞出来后，放到田里作肥料。那时的河，真清澈啊。
那时，农村的政策慢慢宽了。洪大公公，总是挑了两个瓮头，到各村去卖腐乳。边走边吆喝：“卖腐乳呕—，卖腐乳呕——”。
因为我小时候最喜欢吃腐乳，所以印象深刻。有时，妈妈给我一角钱。我就拿着一只碗，到村中央他家去买。五分钱一块。他家的腐乳，有两种，一种是红的，一种是白的。我最喜欢吃的是红的。
买回来后，一块腐乳我可以下一碗饭。
村里的老人，年纪越来越大，不少先后故去。洪大公公为故去的人埋遗骨。他一定很伤感。因为他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日葬侬知是谁”，他一定体会良深。
有一次，我回家。那时我还没成家吧。他见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伟伟啊，还不成家啊。你不要误了青春啊！”言语凿凿，至今仍记忆犹新。这确实是实在话啊。
后来，他也离开了人间。
十一、黄杏娣
黄杏娣家住在社场边的河南面，三间房，房子后面杨柳依依，小溪清澈。环境幽美。
黄杏娣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丈夫炳号，因为头扁扁的，得了个“铲刀头”的雅号。
黄杏娣身材中等，长得胖胖的。方型脸。她待人和气，讲话慢吞吞的。她的脾气特别好，大概从没发过火。对村里的孩子，就像慈母。我们都愿意接近她。
记忆中，她常在她家后门口的码头上淘米，用棒头锤打衣服。
她是我妈妈的好朋友。
由于出外求学，工作，我很少回家。与故乡的人见面不多。但每次见到黄杏娣，我都要和她讲话。
后来，我工作后，迟迟未成家。黄杏娣是个热心人，为我着急。有一次看见我，说：“伟伟，你还不成家。我给你做媒人吧。”她给我说的一家人，是她村上的，条件不错，想“招女婿”。而且那家人家和我家还是老亲。但因为我那时无心成家，所以婉言拒绝了。但是我仍深深地感激她。“亲不亲，故乡人”。她真是个热心人。同时，内心深处也总有一种愧疚感。
但令人惋惜的是，有一次我回家，妈妈伤心地说：“伟伟，黄杏娣去世了。”听到这噩耗，我无比痛心，她年纪还不是很大啊。她大约是高血压，忽然去世的。儿子建国、建龙哭得死去活来，因为她辛苦一生，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成了家，立了业，还没享到福，就突然去世了。而她的善良，她的热心，永远记在我心里。
啊，长眠于地下的父老乡亲，在这清明时节，我独自在书房的键盘上敲打着文字，我感到内心是多么的孤独和悲凉。我满眼泪水，不忍回忆。我多么渴望，勤劳善良的你们能久久地活着，久久地活着。你们这一代，几乎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伴随你们的是劳作，队长的哨子，田里，河里，自留地，搭豆角棚，种茄子，切猪草，造房子，为孩子成家，带孙子，抱孙女……如今，当我们奔向小康的时候，你们早已作古。
在蒋区村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有过你们的情，有过你们的爱，有过你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身影。八队里的茄宝娘，八十五岁了，还挑着担子去自留地上浇菜。
啊，亲爱的父老乡亲，你们可曾感受到，身在异乡的游子对你们的深深感激之情，深深怀念之情。
也许只有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才能表达我此时的情感：
仁慈的地母啊，愿他们在您的怀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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