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童年”下水作系列之二
此情可待成追忆·点点滴滴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初级中学 吴伟星
一、晚上串门
父亲那时在常州木一厂里上班。晚上，他总要带我去村里串门。我那时总是趴在他的肩上。我那时大约只有六、七岁的光景。
到了村里，国生家，或国清家，他便把我放下来。大人们便开始聊天，讲三海经。我听不懂，托着下巴，坚持着听。那时电灯有了，是一种十五之光的灯泡，发出黄黄的暗淡的光。
但不久，我看着那灯泡越来越模糊，开始打瞌睡，不久迷迷糊糊地听不清声音了。
后来，父亲又抱着我回家。我已经睡熟了。到第二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到床上去的。
有几次，我肚子痛，父亲总是背着我，到塘下头去找他的好朋友忠和。忠和是赤脚医生，他总是温和地摸摸我的肚皮，问：“是这里吗？”我摇摇头；又问：“是这里吗？”我点点头……然后给我打针，配一种药片。
啊，难忘父亲宽厚的肩膀。
二、幸运人生
“伟伟危险一点点做手术流掉啊！”这是外婆在世时常说的话。
原来，妈妈生了哥哥一年不到，便怀上了我。哥哥出生后即已奶水不足。于是，妈妈决定去医院做手术，人工流产。
那时，父亲还在部队里，还没复员呢。在福建前线当海军。
爷爷便带着妈妈，去东青医院做手术。到了医院里，那医生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昨天出诊，手术工具掉在家里，没带来。明天来吧。”
到第二天，妈妈说：“不高兴去了。”爷爷说：“生就生吧。”
这是外婆在世时常对我说的。要是那天医生手术工具带的话，我便不会出生了。
三、避震
1976年，我虚岁六岁。懵懵懂懂，似懂非懂。
那一年，唐山大地震。举国哀悼。
不久，大人们开始忙碌着在屋外搭帐蓬。用白膜、竹杆、油毛毡之类搭。原来是“避震”。
广播里经常放着什么。当时还听不懂。而《东方红》的曲子却是耳熟能详的。
我家的帐蓬搭在我家的后门口。晚上，我便跟大人们住到外面。那天我是和三叔叔睡的。很早就睡着了。半夜里，我被三叔叔抱过去，惊醒了。三叔叔说：“伟伟，下大雨了。过来点。”我才听到外面狂风呼叫声，倾盆大雨声。帐篷漏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后来，毛主席不幸去世了。人们的脸上都很严肃。我还跟着妈妈去开社员大会。那是毛主席的追悼会。
那几天我到建兴家串门时，看到建兴在上海的大伯伯祥海回来了。我听到祥海伯伯说：“毛主席的棺材是水晶的。”
而今，我和岳父谈起这段往事。我岳父说：“我也在家门口搭了避雨的篷篷头。那次，我和耀连、洪兴等六个小伙子睡在篷篷头里的一张床上，那张床被我们压塌了。”
难忘的1976啊。长大后，才知道，那一年是不幸的一年，唐山大地震，中国失去了三位伟人。
四、“大锅饭”
奶奶家人多。奶奶便常烧“大锅饭”。哥哥是在奶奶家吃的。我很少奶奶家去吃。怕羞。
有一次，奶奶烧了一大锅的“大锅饭”。我被奶奶喊去吃。我揭开锅一看，原来是一大锅南瓜。烧烂了。红红的。
叔叔们都盛了一碗。奶奶也给我盛了一碗。
我说：“亲娘，好吃吗？”奶奶说：“好吃的，快吃吧。蘸些糖。”
我便将那碗南瓜吃完了。
五、做团子
我们那儿不少人家上海都有亲戚。原来，老辈人有不少人去上海找工作，后来立住了脚跟，便成了“上海人”。他们在上海成家立业。
我大公公便是。我爷爷兄弟三人。老大是大公公，名叫菊大；老二是爷爷，名叫菊毅；老三是小公公，名叫小林，我叫他“小林公公。”
我大公公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绍宗现在在上海曹杨二中当物理老师。绍宗叔叔曾被上海市教育局选派去日本留学。
那一年，我还只有五岁光景。大公公的三个女儿回老家过年。我都叫她们“姑姑。”
我奶奶见她的三个侄女回来，当然很高兴了。在年前，她和了许多面粉，做了许多萝卜加肉的馅，大家开始做团子。
那次是在奶奶家后房的一块大门板上做的。三个姑姑在门板上拉着面粉，包团子。三个姑姑边做团子边说话，当然全是上海话，“阿拉阿拉”的。我那时只有搁的门板那么高，是个小不点儿，但也在那儿兴高采烈地看着。
我大概肚子饿了，加上嘴馋，不知不觉地用手伸向做好的团子。我将团子里面的馅抠了出来，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吃掉了。连抠了好几个。因为人小，加上大人们在谈话，因此谁也没有注意。
我抠的团子，全是小敏姑姑做的。她是我三个姑姑中最小的一位。
一会儿，我奶奶来了。我奶奶看到小敏姑姑做的团子破了，便笑着说：“你们看呀，小敏做的团子，全破了。”大家一看，都笑了。
小敏姑姑羞红了脸。
但大家再仔细一看，那团子的馅都被人抠掉了。这下才注意到油嘴油面的我。这下大家恍然大悟起来，原来是这个小侄子搞的鬼啊。这下大家笑得更欢了。
奶奶在世时，常讲起这段往事。
后来，大姑姑的儿子吴国兵也曾回来过。他是个大胖墩，那时他大约十岁左右，看到我老家门前的河，以及河边的绿树，很高兴。他还在河边钓鱼。走时他还说：“乡下真好白相。”
六、半夜餐
一到农忙时节，尤其是轧稻时，队里成年人都要开夜工。社场上全是“轰隆轰隆”的机器的轰鸣声。好几台轧稻机同时运作，震耳欲聋。机后堆满了稻棵头。男社员、女社员戴着草帽，在一台台机器前一字儿排开，两手持着稻棵头，聚精会神地轧稻。轧完一棵，往旁边一扔。不久，稻草便会像小山一样高。便会有人将这些稻草堆到空地上。
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在社场的稻草堆边玩得不亦乐乎。因为稻草堆堆得很高很高，我们便爬上去，再滚下来；爬上去，再滚下来。在高高的稻草堆上和伙伴们“撕打着”，叫喊着，“哈哈哈”地笑着。有时又从稻草堆里钻进去，捉米藏。到很晚了，才在父母的“夜着呢不要困，早起呢爬不出”的责备声中回去睡觉。不久，我们都会感到身上很痒很痒。
但到了床上，心尤不甘。父母还在干活，但他们都有半夜餐吃。
有一次，我和三叔白天就约好了，晚上吃半夜餐时“偷”半碗给我。因此，在床上，已很晚了，仍睡不着，很兴奋。但等等还不来，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窗户口“伟伟，伟伟”的声音把我惊醒。那时大约是半夜了。三叔来喊我了。我一跃而起。他从窗户口给我递进来半碗半夜餐。那是半碗咸泡饭，里面有肉，有青菜。我吃得津津有味。永生难忘。
七、啃羊骨头
建兴是我小时的玩伴。又是和我同学。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
一二年级时，建兴老是到我家来问作业：“伟伟，今天的作业是什么？”而且，他的作业，总是错的多。
建兴是很馋的。每逢我爷爷过年时，他总是来看我。过年时菜总是很好，他也顺便吃几筷。我和他半斤八两。我最难忘的是到他家啃羊骨头。
建兴因为长得黑，得了个“黑熊”的雅号。
他的父亲听海，一到冬天就杀羊子，早晨到东青街上卖羊肉。
有几次，建兴约我住在他家。我很高兴。等到他父亲把羊子杀好了，他就在灶下烧火。我帮他理柴。他累了，我就去帮他烧。
但小孩子总是嗜睡。不久，我和他便上床睡觉了。
到半夜了。听海羊肉已烧好了，就喊我们：“黑熊，伟伟，出来啃羊骨头吧。”我们兴致勃勃地起了床。灶边热气腾腾地。建兴的妈妈祥妹帮着听海制羊肉，招呼我们：“好了，啃吧。”一大堆羊骨头在我们面前。我因为经验少，啃不到多少肉。建兴可是行家。他还不时将肉拆给我。有时还教我：“诺，这是脆骨，很好吃啊！”教我学会辨别。骨头之间的“韧带”，是筋筋头，很老，又牢固地附着在骨头上，但我们都不会放过。那羊肉淡淡的，鲜鲜的，实在是美味佳肴啊。我们啃得满嘴都油乎乎的。
因为我只是难得几次去啃羊骨头，所以对学习影响并不大。而冬天，建兴几乎天天都啃，所以到第二天上课时，常打瞌睡。他的成绩，也可想而知了。
八、丢钥匙
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事了。那时，放学后，妈妈还在队里干活。没有钥匙开门，我便到村东头夏家头附近的田里找妈妈。田里社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群地干活。
大道是石子路，东西走向，由永武河通往杨家坟上。大道旁边是小水沟，小水沟直通大渠道。田野里，一碧万顷，稻田纵横，小河淌水。仰望天空，天是那么蓝，白云像印在蓝天上一般。
我到妈妈那里拿到了钥匙，蹦蹦跳跳地回家。边走边唱，手一摆一摆的。但走到半路上，忽然发觉手里的钥匙没了。那钥匙有两个，串着红头绳。我连忙回过去找，在路上仔细地搜寻，不放过任何一处。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我知道自己闯了“祸”，大哭。妈妈知道了，从田里走上来，知道原委后，一边骂，一边帮我找。
会丢到哪里呢？最后我们怀疑是否丢到小水沟里。因为我走时，手一摆一摆的，说不定就把钥匙摆进沟里了。于是我们到小水沟里去找。
后来，妈妈在小水沟的青草丛中找到了钥匙。那红头绳上的钥匙，扎在青草上，正顺着水流的方向，向东漂着。
啊，那小水沟，那红头绳，那钥匙。
九、粉笔
上幼儿园时，因为教室紧张，幼儿园便开在下村头一村民家。我们坐的板凳，也参差不齐。
幼儿园老师姓杨，名叫杨小梅。大大的眼睛，宽宽的脸。
有一次，杨老师问：“谁愿意保管粉笔？”我把手举得很高很高。大概手举得最高了。杨老师看出我的愿望最强烈，就说：“好，就你保管吧。”
但后来，粉笔弄丢了几支。我急得直哭。父亲知道了，叫我别急。到第二天，他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几支粉笔，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后来才知道，他到小学里问老师要的。
十、做梦
那时，下村头有一家小店，是林凤开的。
小店里有一种麻饼，一角钱一块，甜甜的。由于那时条件都很艰苦，小孩子们很少能吃到。但因为吃过，特别留恋那味道。
于是，晚上做梦时，常梦见面前有一块麻饼。我拿起麻饼，想吃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总是吃不成。有时，麻饼已到嘴边，即将吃到了，但却醒过来了。当时，我是多么沮丧啊！这是真真切切的童年的回忆啊。
十一、割草
我很小就割草了，因为我家养了羊子。
那羊子真是可爱。它的性格是多么温顺。它一双眼睛亮汪汪的，透露出善良。它总是“咩咩”地叫着。
春天，田野里的草，有青草，斑里藤，奶奖草，等等。有一种草是不能割的，是一种叫坐蹲头草的，据说那种草羊吃了会生病的。现在想来，有不少草的名字不知怎么来的。大家都这么喊，便也不知道其名字的由来了。
如果有伙伴，我们还经常玩扔镰刀的游戏。将镰刀一扔，如果镰刀刀身嵌在泥土里，刀柄朝上，便可以赢十棵草。这种游戏真是太有趣了。现在，世界上大概不会有人玩这种游戏了。难道这是我们那时的创造吗？
还有一种毛针，可以吃的。我们边拔，边说着儿歌：
“拔毛针，拔到邓家村。邓家村上留点心，留的啥点心？留的豆腐百叶好点心。”
这儿歌怎么来的，无人知道。
有一次，放学后，我回家，发现门锁着。妈妈到队里干活去了。
于是，我用笔写了一张纸条，到奶奶家用饭粒粘在我家的门上。
纸条上写道：
“因为我没有篮子，所以我没有割草。”
十二、捉蜜蜂
一到春天，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开了，田野里一片灿烂绚丽的景象。蜜蜂嗡嗡地叫着，蝴蝶翩翩起舞。
那时有许多老房子，是平房。在不少老房子的外墙上，石灰掉了，露出砖与砖之间的空隙。蜜蜂喜欢在那里面钻洞。阳光明媚，一个个蜜蜂，时而在洞口嗡嗡地叫着，时而钻进洞里。
我们喜欢拿一根小树枝，到洞口去捉蜜蜂。有些蜜蜂喜欢钻到很高的洞口去，我们够不着。我们便开始虔诚地向蜜蜂念着童谣：
蜜蜂蜜蜂，上头坏洞，下底好洞。
蜜蜂蜜蜂，上头坏洞，下底好洞。
……
蜜蜂进了洞口，我们用小树枝放进去，摇着小树枝，蜜蜂便逃出来，钻进了我们的暗红色的小玻璃瓶里。
一连捉了好几只，我们又在玻璃瓶里放了许多油菜花，梦想着蜜蜂在玻璃瓶里安居乐业。
十三、捉鱼
我们的田，都在村之东，多为水稻田。田野里，良田纵横，稻浪滚滚；小河淌水，鱼戏虾逐。一望无垠的蓝天上，白云飘飘。依稀可见的清明山，连绵起伏。
儿时，我们在田野里割草，观蓝天白云，望小河鱼虾。在河边，我们用薄瓦片、小石块“削水片”，瓦片或石块接二连三地掠过水面，水面上波纹荡漾，涟漪阵阵。孩子们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在渠道里，我们一起捉鱼。渠道里的水已退去，但还剩下积水。积水里，鱼虾密布。我们选定一段，便筑起了小坝。然后，在固定的区域里乱走一通。水浑了，小鱼小虾浮出水面，我们用手一掬，便捉到了。稍大的鲫鱼、昂公等总是不浮出水面，我们便用篮子去一套，往往会有新的喜悦。
我捉鱼还有一套办法。我往往到小沟里，将篮子往小沟的下游一放，用泥砖等固定好。然后，我赤着脚从上游往下游赶，鱼虾等顺着水势往下游逃窜。赶到篮子边，用手一提，篮子里便跳跃着鱼虾之类。什么都有，鳑鲏头、车鲦头，鲫鱼、昂公、河虾，甚至还有小螃蟹。这种捉鱼方法，无师自通，我常常乐此不疲。
然后便去割草。有时因为捉鱼，耽误了割草，我将杨树枝搁在篮子里，将篮子架空。上面再割些草。一篮草，实际上只有半篮。到家里，故意从老妈身边走过，将“满满”的一篮草让老妈“过目”。老妈从来不查，我也从未因此而挨骂。苦了山羊，眼巴巴地等我的草，却只吃了个半饱。
那些小鱼小虾，我回来后便养在玻璃瓶里。但是因为天气热，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大多肚皮朝天。我爱小鱼小虾，但却害了它们。为此，我往往伤心不已。
多年以后，我写过一首《故乡》的诗：
水波浩淼说故乡，溪流深处尽鱼虾。稻麦薯芋农夫话，一方棋盘一壶茶。
十四、捉蟹
暑假里，中午，赤日炎炎。此时，是我捉蟹的好时机。由于性子急，我急匆匆地跑着去，忽地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我一看，原来是我亲爱的小叔。小叔问：“伟伟，往哪里去。”我边跑边答：“去捉蟹。”等小叔说“当心沟里的蛇”时，我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我捉蟹往往到村西头电灌站边的小沟里。此时，路上行人稀少。大人们多在家睡午觉，马路边杨树上的知了在叫个不停。
到了小沟边，我蹑手蹑脚地去探蟹洞。一般地，蛇洞口是比较光滑的，蟹洞口是比较毛糙的。由于天气热，螃蟹大多爬往洞口喘气、“纳凉”。但一看到有人，迅捷缩了进去。我便赤着脚下了沟，用右手往蟹洞里伸，
凭触觉摸到了蟹，便使劲连泥带蟹往外掏。蟹想用钳夹我，但无奈钳子小，加上有泥的保护，往往无可奈万代何地成为我的战利品。
到家后，我便用一根线系住蟹的脚，把它系在凳子上。它便爬来爬去的，爬到水缸边，往墙角里躲。我又用绳将它拉出来，看它张牙舞爪地爬。小螃蟹，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第二天早晨，我到凳子边一看，系蟹的线上只有一只蟹脚了。螃蟹挣断了脚，逃之夭夭。
十五、“打仗”
一条永武河，将蒋区村分成两部分：河东是上村头，河西是中村头和下村头。
那时，我们大概七八岁光景吧。
上村头和中村头、下村头的孩子，不知是谁起的头，竟“打仗”了。两派男孩子互不买账。
两边隔着一条河。先是对骂，再你扔泥巴，我扔石子地“开战”。两边孩子都是瞒着父母“打仗”的。石子都是现成的，当时道路是石子路，孩子们“就地取材”。
直到有一次，我哥哥的额头上被下村头人扔来的石子击中了，流出了血，两边便再没有打过仗。我父亲将我哥哥送到医院，包了头，过了好久才伤愈。各自的父母便骂着各自的孩子，以后谁也不敢再做这种危险的举动。
那击中哥哥额头的人名叫薛小农，小名叫“农农”。他的妈妈是知青。他其实是薛家头人，帮着下村头人“打”我们。后来他和我哥哥同学，而且成了哥哥最要好的朋友。三年级时他转学到常州了。一回来就到我家玩。
昔日打仗的孩子，如今都已人到中年，两派人早已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
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
十六、冰上走
有一年，天真是冷啊。无法形容的冷。
但孩子们仍是贪玩。感到早晨睡在床上没意思。起床后，才听人说：“河里连底冻了。”
我们便来到村东头金金家旁边的小河里。那里早有许多孩子，穿着棉鞋在河里走了。“地罗罗”，“黑熊”，“退笼”，“毛靴通”（他的名字叫梅宣东），等等。
我们兴高采烈地在河里的冰上走着。不时有小孩子摔跟斗。
但如今，这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了。
十七、咸韭菜
那时，暑假里，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这些孩子饿了，便回家吃点心。
这点心便是冷饭，最家常的菜是咸韭菜。
我端着饭碗，坐在后门口的门槛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冷饭里浇了些咸咸的韭菜汤，加几筷子韭菜，一会儿，饭便见了底。
许多同龄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啊。
十八、看小书
小书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几寸大，有图，有文字。形象，生动，图文并茂。
有了零用钱，就去买小书，几分钱一本。彼此互相借着。有时，家里的小书已不知是谁家的了。而自己家的小书，也不知到谁家去了。
东青街上，还有小书摊头。花几分钱，就能在那看一个下午。星期天，我便常去街上看小书。大人问：“到什么地方去？”我回答：“去街上看小书。”
那位摆摊头的老人，古铜色的脸，静静地坐在凳子上。他的小书真多啊，摆得满满的。小书摊前边有好几张长凳，是供看小书的人坐着看的。他的每一本小书上都刻着一方印：“冯正福记。”
付了钱，便坐下来看。有一次，看到了《席方平》，席方平的父亲如何含冤去世，席方平后来如何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何到地狱里申冤，真是像磁石般吸引了我。我随着主人公的遭遇而悲，而喜。直看得天昏地暗，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后来，家里不知怎么有了一本《赠绨袍》。那天下午我便坐在后门口的门槛上看，看得入了迷，很晚才在妈妈的催促下回家吃晚饭。
《昨天的战斗》《红红的雨花石》《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小书，都丰富了我童年的精神生活。看到《红红的雨花石》中的小主人公不幸牺牲了，我是那么地伤心，久久地一语不发。
十九、检举
那是一二年级时的事了。
队里一位村民的大女儿某某某，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她这班长一直当到小学毕业。
但有一次我和建兴去割草时，发现她也在割草。这倒没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我们亲眼看到她割队里的荷花郎。荷花郎是一种草本植物，当时队里种它，是为了养猪。我们看到后，非常气愤，心想：“还班长呢，居然割队里的荷花郎。”她的班长的光辉形象在我们眼里打了折扣。
当时，我们的正义感是挺强的。到第二天，上学后，我们俩气冲冲地去告诉了张老师。但由于她成绩好，又是班长，张老师最信任她，所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以后，谈起这件往事，我们都感到好笑。
二十、采桑子
那是四五年级的事了。
那天，放学后，杨家坟上的同学约我们去杨家坟采桑子。
杨家坟属于蒋区村，在我们上村头东面约三、四里地。杨家坟不是坟地，是一个小村子。而且，杨家坟上的人也很少姓杨。
杨家坟的村东头，是大队里的蚕桑场，曾养过蚕。
那是多么广阔的一片桑树林啊！密密麻麻，一条一条，整整齐齐的，全是桑树。那桑树全矮矮的，“胖胖的”，真可爱。桑林南面，还有一条河。河里长满了菱。
桑树上结满了桑子。乌的，红的，青的。我们上村头的孩子，第一次来这儿，惊呆了。我们只在猪舍上的河边的野桑树上摘过桑子，哪见过这样大的世面啊！
我们边摘，边吃。勾不到的，便将桑树枝头想法压下来。
我们吃得嘴边黑乎乎的。还往书包里塞了许多。书包都变黑了。到天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那真是难忘的傍晚啊！
多年以后，上了武进师范，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椹儿熟了》，被刘萃秋老师推荐到全国中师生协作交流协会举办的报纸《未来园丁》上发表了。
二十一、天牛
在我们十一队仓库后面，有一条路，那是我们队里的“粮道”。
那条路的一边，种满了杨树。杨树的树枝，往四面斜生着。
那时，我经常爬到杨树上，在叉枝上坐着。背书，唱歌。
那杨树上经常有天牛。
我们那儿的天牛有两种，一种是黑白色的，较小，角上有一个个白点点；还有一种是全灰色的，较大。
我在那杨树上捉的天牛，是第一种，黑白色的。
那天牛性情温顺，大约是慢性子。你捉它，它也不拼命挣扎。它的角，真像戏剧里穆桂英头冠上戴的羽毛。
杨树边有田，田里有庄稼；有自留地，自留地上有山芋藤。
二十二、捉知了
那时，我们捉知了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调好面粉，将一团面粉粘在竹杆的一头，到树上去粘。
一种是用一种塑料袋，在口了处绕上铅丝，再用针沿口子缝好，然后再扎在竹杆上去套。
第二种方法，收获似乎更大。如果套中了，那知了便在袋子里乱飞乱撞，如果是雄的，还不停地叫着。
雄的会鸣叫，我们把它叫做“响板”；雌的不会鸣叫，我们把它叫做“哑板”。
二十三、踩麦子
那是二三年级的事了。
那次冯老师带我们到学校东南面的塘下头去踩麦子。我们个个兴高采烈的。
田野里的空气多么新鲜啊。
我们看到渠道上的青草，碧绿如油；看到塘下头村的房屋，鳞次栉比。
到了麦田里，我们一边使劲地踩着青青的麦子，一边说着：
麦是和尚，越踩越旺；麦是和尚，越踩越旺。
后来，我们还到同学虞建忠家玩，吃到了他家的鸡蛋点心。
二十四、红领巾
戴上红领巾是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愿望。那时候低年级的少先队员是很少的。
那一次在操场上，做早操时，校长把鲜艳的红领巾戴到了高年级的虞明、吴栋梁等同学的身上，引来了我们羡慕的目光。虞明是我们的偶像，不但成绩好，而且人长得帅，皮肤白白净净的。有一次捐献图书，他捐得最多。
后来，潘老师给我们也戴上了红领巾。我那次兴奋了半夜。
队活动时，是多么鼓舞人心。“出旗，敬礼！”“唱队歌！”每逢唱队歌时，我无比激动，情绪高昂。
早读课时，如果发现红领巾忘在家里，我还会急匆匆地逃回家拿。
二十五、向张文明同学学习
二年级时，父亲为我做了一个大制的铅笔盒。狭狭的，长长的，厚厚的。
张文明是我同学，塘下头人。数学好。口算比我快。我很崇拜他。并立志超过他。
我用刀在木铅笔盒上刻了几个字：
向张文明同学学习。
那字歪歪扭扭的。
我又用墨水涂黑。
张文明后来做了大队会计，后来又调到镇政府一个部门工作了。
二十六、忠和讲故事
忠和是塘下头人，姓张。他不但是赤脚医生，还会说书。他的眼圈边，红红的。
有一次，他被我们学校的校长请到操扬上，给我们讲故事。他讲的是“岳飞”。我那时才二年级，还没开始听评书呢。
他是用方言讲的，虽然土，但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讲岳飞的母亲如何刺字，岳飞如何坐到一只水桶上逃难，岳飞如何抗击金兵，等等，多么生动啊！
他讲话慢条斯理的。
忠和，真像他的名字，忠厚温和。他是多么慈祥啊。他给许多孩子看过肚痛、发热等病。
但如今，忠和去世了。
那操扬，那故事，那人！
二十七、六一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当然是难忘的。
我们很早就来到学校。等老师。
张老师来了。
黑板上画了象鼻子。
我的眼睛被同学蒙上了。我握着粉笔，走向黑板，点象鼻子。“点中啦！”
我从班长那儿领到了一粒硬糖。
二十八、争论
潘老师家在下村头。她家和我家是世交。很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到她家去玩。她高兴地说：“是文星和伟星啊。”她送给我们两个很大很大的蛋，我后来才知道，那是鹅蛋。我们那儿的人叫“白乌龟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鹅蛋。
后来，三年级时，潘老师成了我的老师。
学到“比多比少”时，对书上的一道应用题，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总觉得书上的是错的。
实在想不通，我就拿着书去教室对面的办公室找潘老师，和老师争论。潘老师笑眯眯地试图说服我。但我还是想不通。潘老师又笑着说：“回去再想吧。”
到家后，吃饭不香，睡觉不香。
到第二天才勉强想通了。
啊，那鹅蛋，那书，那人！
二十九、琴大老师
提起琴大老师，真是我永久的痛。
那是三十余年前的事了啊。那时我上四年级。
琴大是我同学淮琴的堂姐。下村头人。姓吴。高中毕业。那时考大学是十分难考的。
她到学校里来代课。上的是数学。
在我记忆深处，她是多么温柔、多么美丽啊！
她还很和气，不骂我们。于是调皮的我们更愿意接近她。
那时我是多么淘气啊。上课经常抢嘴。又因为抢嘴时常说对了，所以老师很少“骂”我。
那次下课后，她站在讲台边批作业。我和同学追逐，笑着，跑着，拉扯着建荣的衣服。
琴大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了一句终身难忘的话：“吴伟星，淘气鬼，你是大学的料头啊！”
这句话真是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至今仍镌刻我心。
但琴大老师给我们代了一学期就另找工作了。
后来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她。
不幸的是，亲爱的琴大老师，几年后竟自杀了。我是多么伤心啊，想着她的好处，为她悲伤，为她流泪。
后来，我遇到了侯老师，问起了事情的原委。侯老师说是因为婚姻的事。有两个小伙子都喜欢她，她感到左右为难。侯老师叹了口气，说：“她真是太善良了。”
她的堂妹淮琴，也已三十余年没看见了。
啊，亲爱的琴大老师，我多么希望你能听到我的话！
啊，那教室，那讲台，那人！
三十、5只苹果加4只苹果，等于几只苹果？
那是五年级时，我们学数学，做到了一道题目：“5x+4x=？”我们感到很奇怪。5x怎么能和4x相加呢？
我们都做不出来。都说题目出错了。教我们数学的潘生华老师（是另一位潘老师），也就是潘校长，就启发我们：“那我问问你们看呢，5只苹果加4只苹果，等于几只苹果呀？”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等于9只苹果。”“那5x+4x等于多少？”我们说：“啊，知道了，9x”。
潘老师真是善于启发啊！
到中学才知道，那是合并同类项。
潘老师和我爷爷是好友。他对我特别关心。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本课外书，全是较难的课外习题，有工程问题，行程问题，追及问题，等等。我回家后一直做着，受益匪浅。
如今，潘老师退休了。衷心地祝愿敬爱的潘老师健康长寿。
三十一、“抄家”
我们的老队长是赵国来。他是我们学校李忠南老师的战友。当兵回来后做队长。
老队长的威望是很高的。这是因为他身材魁梧，是干活的一把好手。而且他总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老队长还很清正。他是标准的好党员。他从不沾队里的便宜。
有一次，我们的老队长发火了。
原来，那次队里收麦子。刚收完麦子，田里还有许多没收净的麦子，队里的社员便不约而同地到田里捡麦子，捡完麦子便拿回家。而且看见别人去捡，不捡的人感到亏了，便也去捡。他们用手捧着，一大堆一大堆地，还不时地有麦子掉到地上。
老队长知道后，真是火冒三丈。他家当然没捡，他爱人是上海知青，也从不沾队里便宜的。沾队里便宜，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与老队长的价值观不符的。
于是老队长便开会，狠狠地批评社员，让捡麦子的社员将麦子自觉地交到社场上。
有的社员乖乖地上交了。毕竟理亏。但更多的社员是“阳奉阴违”。在当时，粮食是很珍贵的。
这下老队长更火了。于是他下令让几个小伙子到每家人家去抄家。
社员们虽然对老队长心服口服，但私下里对他的老兄有意见。他的老兄，就是国生，有三个女儿，分别是桂萍，萍娣，小萍（人称“死不落”）。还有一个儿子。加上国生妻来娣。社员们私下里认为，国生家人多，捡麦子的人也多。
但老队长就是六亲不认。国生家照“抄”。在他家门口的鸡棚里抄到了一捆。当然，国生家的麦子估计没有抄干净。
好了，没话说了。乖乖地等着抄家吧。
不幸的是，我虽然没去捡麦子，但妈妈也捡了不少。我吓得不敢吭声。爸爸也是党员，他不在队里干活，他在厂里工作。他不知情。我知道妈妈将麦子藏在了阁上的柴堆里。我那时还小，真想去检举，可又不敢。因此，我可怜巴巴地等着他们来抄家。
我隔壁的奶奶家是不用怕抄家的。因为我爷爷在外面工作，奶奶年龄大，主要管后勤，不用去田里干活。几位叔叔那时都未成家。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根本没有去捡过麦子。
抄家的听海等人来了。但大家都知道，就是抄家的人，家里也说不定藏着麦子呢。因此其实抄家也是走过场。
我妈妈在队里人缘好。这是因为妈妈忠厚。队里人总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评价我妈妈：“玉妹（我妈妈的名字），忠厚佬。”
抄家的社员到了我家，摆出一种公事公办的神色，严肃地说：“玉妹，抄家了。”我妈妈说：“好的，抄吧。”他们便到柴仓里，随便在柴堆里翻了翻，没有；又到我家羊圈里看了看，没有。他们便说：“玉妹，走啦。”我妈妈说：“噢。”
我爸爸知道内情后，嘀咕了一阵子，劝妈妈：“不要贪小利。”
国生的女儿小萍为什么叫“死不落”呢？原来，那时候条件差，孩子多，吃得很差。小萍生了一场病，也没有多少钱去看，大家以为没救了。但后来她偏偏好了，健健康康的。所以大家叫她“死不落。”小萍是很勤快的，脾气也特别好。她看见别人，总是憨憨地笑。你叫她“死不落”，她也从不生气。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叫“痴人有痴福”。她后来出嫁后，生的儿子特别聪明，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前途光明。
国生家和我家关系一向亲密。原来她二女儿萍娣是我妈妈的徒弟。我小时候，她一直来我家，跟我妈妈学做蒲鞋。
提起国生的大女儿桂萍，队里人的话就更多了。桂萍的那位丈夫邓国平，国生和来娣一直不满意，亲事没成时，坚决反对。来娣用扫帚赶他走，但他就是“死皮赖脸”地不走，勤快地帮他家干活。他可怜巴巴地干着各种活儿。他的人是挺老实的。桂萍心肠软，答应了亲事。后来桂萍父母也只好答应了。结婚后，俩人幸福美满。
旧事重提，时过境迁，谁还会在乎那些麦子呢？国生伯伯也已过世多年了。
提起这些往事，队里人常常感到好笑。而老队长也已卸职多年了，过着幸福的晚年。
三十二、看黑白电视
那时，电视机还没普及呢。
一开始，我们村上只有昌大伯伯家有电视机，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几寸的，凸面的。那电视机是昌大上海的兄弟送的。上海人的条件，当然一直优越于我们乡下。
一到晚上，村上的老老少少，便会赶到昌大伯伯家看电视。院子里挤满了人。如果是夏天，人们都会拿着一把扇子。蚊子常会叮人的脚，许多人用扇子一拍一拍的，将脚一抬一抬的。
凳子少，只有部分人能有坐位。许多人便站着看。人们的表情随着电视里的剧情变化而变化着。
有时电视里有广告时，许多人便会嘀咕。就如《社戏》中所描写的，小朋友们会“喃喃地骂。”
虽然电视台不多，便仍有好几个。中央台，上海台，什么的。为了节目，当然免不了有争执，人们争论了一会儿，便会“少数服从多数”。
那时印象深的电视，我记得有《姿三四郎》（日本的）、《霍元甲》《武松》《虾球传》，等等。《虾球传》的主题曲《游子吟》，伤感而抒情，曾是那么让我感动：
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
谁知那流浪的悲痛辛酸。
遍体的伤痕,满腔的仇冤,
呵游子的脚印啊血泪斑斑。
啊流浪流浪,流浪流浪,
游子的脚印啊血泪斑斑。
……
三十三、看野场电影
许多人都写过回忆看野场电影的文章。许多人都有那“情结”。
我们那时，蒋区不叫蒋区，而叫“永丰”，大概取“永远丰收”之意。蒋区是老地名。后来，又恢复叫蒋区了。
如果我们大队放电影，准能听到广播里广播：“今天晚上七点钟，在永丰小学操场上放电影。请大家准时观看。”
那天下午开始，我们便处于兴奋状态。天还没暗，我们便去放凳，板凳，搁排凳，长凳，什么的。总是想方将凳放前面些。放好后，便看着凳。
放电影的人早已树起了两根高高的竹杆，将幕布用绳系在滑轮上，再置于竹杆，再将幕布拉上去。当然，也有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将电影放到白白的墙壁上。
不久，人越聚越多，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个大队里的男女老少，人数是很可观的。还有很小的小孩子，被妈妈抱着，也来凑闹热，他们的小手，一甩一甩的。有时他们还大哭，让电影场更喧闹。
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立即鸦雀无声。
换片时，总有一段间隙。这时，往往放映机的光还直射向银幕。许多小朋友用手到光线上胡乱摆着，银幕上便有许多放大了的“手”的影子在一摆一摆地。小朋友们还互相开着玩笑：
“毛靴通（梅宣东），你的脚爪头在一动一动地干什么啊？”
“关你什么事，你这‘退笼’（一位小朋友的外号）”。
……
看电影时，还有许多小朋友没有座位，便拉一个柴棵头当凳子，坐在别人的前面。又有另外的小朋友坐在更前的前面，离那幕布已很近了，看时需仰起头来看。那时，你准可以看到银幕前面那一个又一个抬着的小孩子的头，他们的神情是那么专注。
经常放两场。也有时放三场。放三场就更让人兴奋了。
有时，一场电影放完了，另一场将放的电影片子还没送来。说不定那片子在青松村放，还没放完呢，或者还在青松村到永丰村的路上呢。那叫“跑片”。这时，电影场上像炸开了锅，可热闹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虽没有遇到鲁迅先生《社戏》中所提到的卖豆浆的“聋子”，但我却经常遇到卖瓜子的张大爷。张大爷将瓜子用纸包好，一包一包地卖，大约一角钱一包。张大爷对熟人说：“做点小买卖”。还有卖糖的，卖玩具的。
到第二天，同学们都眉色飞舞地讲着电影情节。我们那时最佩服的人是《在烈火中永生》中的“双枪老太婆”，她能同时使两把手枪，百发百中，太了不起了。
有时，我们还赶到和平村、芳基村等地去看电影。我们常会有以下对话。
“今晚和平村放电影的。”
“为什么？”
“偷鱼。被捉住了，罚电影。”
“去不去？”
“去。”
“你去我也去。”
……
那时，如果偷鱼被“捉住了”，往往罚一场电影了事。
我清楚地记得，在和平村，我看了野场电影《马陵道》。
到外村看完电影，已很晚了，但如果哪个同伴的姑姑家或舅舅家在那个村，往往还会去吃一顿。机会不能错过。没有亲戚在外村的，就走着回家。边走边讲着电影里的情节。到家不远时，肚子饿了，就到村上随便哪个人家的自留地里拔根胡萝卜或山芋什么的，到河里洗一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乡里乡亲的，谁还会计较一根胡萝卜，一个山芋？而且自留地上有的是。
我记得的最有趣的电影结尾时的情节是：
敌人握着手枪，对准了“好人”，即将开枪。（这时，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只听“嘭”的一声。
但只见应声倒地的却是敌人。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不远处，又一位“好人”拿着枪，也对准着那位敌人，而且比那位敌人早开枪。
真是大快人心啊！
如果看电影时遇到下雨，那正是太扫兴了。下大雨时，人们便“哦……”地四散奔跑，或到屋檐下、大树下避雨，或干脆回家。下小雨时，人们往往冒着雨继续坚持着看。
那时的电影，有很多是战争片，我们叫做“打仗片。”
真难忘啊。
如今的电影院会有这样的乐趣吗？
三十四、摔破头
我那年六岁。
那天下午，我和哥哥追逐。我追他，他往奶奶家逃去。我紧追不舍。
奶奶家门口有块青石头，我一不小心滑了一跤，摔倒在青石头上，头摔破了，血流如注，痛得大哭。
哥哥一看，大事不好。连忙喊奶奶。奶奶又喊三叔、我妈妈。奶奶唠叨着说：“不得了个连，不得了个连。”
三叔和我妈妈连忙将我送往东青医院。那时，永武河上，潞城到东青的马路还没做好，路还是羊肠小路。我躺在三叔的怀里，哭着，昏睡着。
东青医院有位医生，听妈妈说姓朱。朱医生为我打了麻药针，给我头上缝了好几针。我糊里糊涂地在医院里睡着了。
到了晚上，醒来后，发现我爸爸也来了。给我带来了苹果。
第二天，我外婆也来了。给我带来了我最喜欢吃的麻饼。我外婆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喊着我的名字：“伟伟，伟伟。”
几天后，我回到了家。
因为早听说“如果要开飞机，身上就不能有伤。”我们那时，经常能抬头看到天上的飞机。那时飞机飞时，总是发出“嗡嗡嗡”的声音，而且那时飞机常常斜斜地排成一排，在蓝天白云间整齐地飞着。一架架飞机飞过后，还常能看到一条条斜斜的喷雾。那时我们都很向往当飞行员，在蓝天上翱翔。因为摔破过头，心想：“将来开不成飞机了。”感到十分惋惜。
三十五、摊饼
那时摊饼的方法,先预先用水将面粉调好，先将油放入锅里,在灶塘里烧柴，加热。然后，将调好的面粉放入锅内，摊整整一锅，薄薄的。稀面粉遇热，慢慢变干。再烧一会儿，慢慢变成了饼，香味也越来越浓。此时，再加入白糖或红糖。然后，停止加热，让饼在锅里再等一会。这种饼是薄饼，甜、香、软。一家人吃时，你撕一块，我撕一块，其乐融融。
还有一种饼，是一块块的，厚厚的。有时还加些小苏打之类的，让饼发酵。可甜，也可咸。这种饼的特点是脆、香、硬。
那时我们晚上常吃粥，因此常摊饼。东家做了饼，西家也能吃上几块。
我外婆是摊饼能手。她摊的饼让我回味无穷。
三十六、爆炒米
我们那时零食不多。到冬天过年前常会爆炒米。
我记得我外婆家村上的小康舅公常四处去爆炒米。他还常到我们家乡去爆炒米。
我们将米放在簸箕里，并用小瓶带上糖精。那时农村上条件艰苦，每家每户粮不多，大多到小店里去买一种糖精，放在瓶子里，作为糖的替代品。然后我们便去排队。小康舅公的脸，红红的，大约是天冷的缘故。他的爆炒米机，是一种铁质的椭圆球形的器皿。他将机器置于炉上，左手不断摇着机器，右手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风箱里的风吹旺了炉中的煤，煤烧得红红的，并随着风力不时地喷射出红色的火焰。我们在旁边看着。一会儿，小康舅公说一声：“响啦！”小朋友们便捂住了耳朵。只听“嘭”的一声，炒米“爆”进了一种黑色的袋里。
小朋友们便“好吃吗？”、“给我一把”、“好吃佬”、“香得”、“脆佬”……你一言，我一语地尝着，说着。
放寒假了，因为天冷，小朋友们早晨起来得晚，便会喊：“姆妈，拿点炒米来吃吃。”妈妈便会拿来一大捧炒米。小朋友们在被窝里津津在味地吃起来。
三十七、吆喝
我喜爱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写到“吆喝”。他有时还用谱子来表达“吆喝”的独一无二的腔调。
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也常听到吆喝。这一声声吆喝声即将成为一段历史，一段回忆。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行业逐渐消失，成了一种种消失了的民俗。
“换糖噢——，换糖噢——”，伴随着“当当当，当当当”的声音，换糖的老公公来我们村了。我们便到家寻东西，旧衣服，旧鞋子，白膜，废铜烂铁，等等，拿去向老公公换糖。那老公公收了我们的东西，便用一种凿子一类的东西，将糖敲给我们。我们常厚着脸，笑嘻嘻地说：“再饶一块吧！”那老公公便又敲一小块给我们。那种糖是圆形的，很大，是麦芽糖，颜色微黄。吃在嘴里，很甜，很粘。
“洋锅子换底噢，洋锅子换底噢……”，吆喝声传来。哪家人家破了的洋锅子便会拿去换上新的底。那换的底往往和原来的洋锅子颜色不一样，不伦不类的。
“修锅子噢——，修锅子噢——”吆喝声传来。我们虽然家里不一定要修，但也会兴致勃勃地去看。修锅子的老伯伯，搭好了架子，将一大块铁块放在炉子上，用风箱拉着，让火旺旺的，那铁块烧得通红通红。他又将锅子支好，两手用两个大凿子，将融化的铁水往破的地方一粘，再一冷却，大功告成。
“卖腐乳噢——，卖腐乳噢——”，吆喝声传来。那老伯伯将最后一个“噢”字拖得婉转而悠长，他的声音在村里四处回荡，嘹亮悦耳。我们便回家拿碗。五分钱一块。有红的，有白的。老伯伯用筷子从瓮头里把腐乳夹到我们的碗里。
如今，我的同事汪南洋老师，和我谈起另一种吆喝：“磨剪刀擦白刀噢——”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背着工具凳的老大爷，边吆喝边走过村子的身影。
……
许多吆喝声，渐行渐远。
那时手艺人、生意人是多么辛苦啊！尤其是冬天，冒着凛冽的寒风，挑着担子，走街串户地吆喝着，劳作着。
啊，那扣人心弦的带着吴腔的声声吆喝啊！
三十八、耙山芋·煨山芋
霜降过后，我们便到自留地上耙山芋。
我家的自留地在松门田。松门田有两面环着河。河道弯弯。更奇的是河中间还有一条土墩。这土墩只有一面与陆地相连。宛如一个小岛。土墩上有成荫的杨柳，郁郁葱葱的；有八队人家种的菜，鲜嫩光亮的。土墩上，麻雀叽叽喳喳的，蝉声时断时续的。小河里的餐鲦头，狭长狭长的，时而“怡然不动”，时而“淑尔远逝”。小河里的鳑鲏头，常常在河岸边游来游去，悠然自得。鳑鲏头有红红的眼睛，我们把它叫做“红眼鳑鲏”，并有俗语“一条鳑鲏头烧十八担水。”那里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对着那土墩，便有我家的自留地。自留地上种着山芋。耙山芋时，通常是妈妈用铁耙耙土。山芋一条一条的。绿油油的山芋藤，牵牵连连的。
妈妈将铁耙往上一抬，往山芋地里一耙，泥土翻了出来，便挖出了大大小小的山芋。往往连在一起，沾满泥巴。我便负责将山芋上的泥巴敲一敲，再将山芋放到篮子里。有时妈妈还会将山芋耙破，因为她也不知道泥土里面山芋的具体位置。破的山宇，会流出清新的汁水。
两篮山芋满后，便停工，明天再耙。妈妈便会说：“伟伟，将破的山芋到河里洗一洗，吃吧。”旁边是河，我将山芋到河里洗干净。两人便在自留地上吃起来，又脆又甜。
那时的山芋，以白薯为多。但偶尔也有红心的，黄心的，那可是宝贝，蒸熟后往往被小孩子一抢而空。
放寒假后，天冷了。烧晚饭时，我常常煨山芋。在烧晚饭时，便将洗后的山芋放到灶塘里。晚饭烧好后，我又在灶塘里烘火，看着稻草灰里的山芋。稻草灰的余热又让山芋接收了热量。过了好一会儿，才可将山芋取出。那山芋沾了稻草灰，受了热，黑乎乎的，外面的皮往往焦了。但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有时煨的山芋还是红心的或是黄心的，那就更好吃了。
三十九、脚炉·烫婆子
脚炉和烫婆子，现在已很少看见了。
那时，到冬天，我家会用脚炉。那脚炉是铜的，呈淡黄色。脚炉的截面是圆的。脚炉盖上有一个一个小小的圆孔，可将热量散发出来，便于取暖。那还是妈妈的嫁妆，是外公买给妈妈的，体现着老人家的爱。
早晨，烧好早饭时，妈妈便在脚炉里放上垄糠，再在垄糠上面放上刚烧过的稻草灰。一会儿，脚炉便热了。
我妈妈见我缩头缩脑地，便会说：“伟伟，脚炉拿去。”我便从妈妈手里接过脚炉，放在大腿上，底下的热量传到我大腿上，脚炉盖上的热量传到我手上。如果脚冷了，便将脚炉放在地上，将脚放在脚炉上。到这时，脚炉才成了名副其实的“脚炉”。
有时，我们还会将玉米粒放在脚炉里，一会儿，脚炉里便“啪，啪，啪……”地响个不停。再拿出来吃。我们那儿的人把这叫“壳漏”。
到了晚上，再将脚炉里的灰倒出来，重新放垄糠，重新放稻草灰。于是，睡觉前又可将脚炉放在被窝里暖一会。但睡觉时要拿出被窝，以防睡着了失火，烧了被子。
烫婆子我家虽没有，但我在村上人家那里见过。是一种扁球形的器皿，也是黄铜做的多。往里面倒入开水，再将盖子拧紧，便可取暖了。
这两样东西现在很少见到了。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四十、救火
我那时大约只有六、七岁。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七八点钟。我刚洗好澡。忽然后门口一阵噪杂。“救火，救火！”“不得了个连，不得了个连”之声清晰地传来。
我急急忙忙跑到后门口，只见人们都匆匆忙忙地跑往村东头。原来村东头失火了。我随着人流跑到了村东头。
起火的是焕发家的平房。那里烟雾腾腾，火已很旺了。人们已在救火了。有的拿着面盆，有的拿着木制提桶，有的拿着大勺子……人们都到不远处村南边的小河里去舀水。人们都跑着，抢着，往火源上泼着水。
火越来越旺。“劈里叭啦”，“劈里叭啦”。“不得了个连，大梁烧着个连！”……而且房子是连着的，焕发家东边的产产家的房子也烧着了。
人们奋不顾身，竭尽全力。有几个小伙子冒险爬上了屋顶，人们将桶传上屋，他们从上往下浇水。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的建良（和我三叔叔一样的名字），他由于嘴大，被我们村上的人称作“大嘴”。“大嘴”做任何事都十分卖力。这次为了救火，爬上了屋顶，但泼水时动作太快，一脚踩了个空，从屋顶上摔了下来。人们连忙过去扶他：“大嘴，大嘴，你不要紧吧！”“我不碍格。快点去救火！”“嗤嗤嗤，嗤嗤嗤……”，水浇火的声音此起彼伏。
过了好久，火才被人们泼灭了。人们又都去安慰着焕发的妻子得娣。得娣哭得眼圈都红了。
这次失火，烧毁了焕发家和产产家两间房子。后来大队对他们两家进行了补偿。
焕发便在烧毁房子的旁边重造了房子。
产产则将房子造到了我家的西边，成了我家的领居。产产身材魁梧，是个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在我印象中，他总是挑着担子在自留地上浇菜，浇青菜，浇苋菜，浇茄子，浇豆角……他有两个儿子：建忠，建声。建忠娘则是一个和蔼的老婆婆，讲话慢条斯理的。那时我师范回家，我喊她一声“婆婆”，她总是慢吞吞地说：“啊，伟伟啊，你家来个连？”在我印象中，她总是拿着一个小篮子。我问她：“婆婆，你干什么去呀？”她慢吞吞地说：“我要到地头去寻菜的。”
如今，产产公公和建忠娘已去世多年了。这两位和蔼的老人，就是我同学伟国的外公、外婆，她们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他们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留在了我依稀的梦里。
四十一、过年
关于过年，作家刘绍棠先生写过《本命年的回想》，生动、亲切。
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过年”的？那也是很难说清了。总之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懵懵懂懂的时候。
我们那里的“过年”，有两种含义。一是狭义的“过年”，指祭祖；一是广义的“过年”，指过春节。
在我印象中，“祭祖”是很严肃的。我们村没有哪一家不“祭祖”，没有哪家人家不郑重其事，诚惶诚恐。现在想来，这应该体现了我们这儿的人对含辛茹苦的祖先的无比敬重和怀念。
烧好菜后，便摆席。将菜摆好。席上有多少位置，我爷爷教我父亲，我父亲又教我哥哥。家家都如此，代代相传。那时爷爷叫我哥哥和我帮着放盅子，放筷，斟酒……爷爷总是关照：“不要碰到桌子和凳子。”因此，我们斟酒时，小心翼翼。爷爷点起香炉里的红蜡烛，又燃起三支香。爷爷恭恭敬敬地将香放进香炉。一切就绪，爷爷总是到门口喊一声：“太公太婆，爷爷奶奶，吴家祖先，快来坐吧！”
过了好一会儿，爷爷吩咐：“好了！”我们便将盅子里的酒倒进碗里。将菜、盅子等端到灶上。接着，又重新摆席，重新斟酒。像这样连续三次。
我那时还小。看着席上的菜，又饿又馋，口水直流。好不容易盼到三次酒席结束。接着，爷爷便吩咐：“文星，伟伟，盛饭！”我们便盛好饭，摆上桌。
祭祀结束后，便化了些纸。爷爷总是恭恭敬敬地朝外面作揖。
不久，我们便可以和大人们一起用餐。叔叔们往我碗里夹着菜。
大年夜，我们便炒爪子、长生果。总是在灶下，烧稻柴，妈妈在灶上，用铲子不停地炒着。“劈，叭”，“劈，叭”……瓜子不时地“爆”着，响着。我还常常从灶下站起身来，看着，有时从锅里拿起瓜子尝尝。
年初一，穿上新衣服，便到长辈处拜年。总是先大声叫人：“亲娘”、“阿爹”、“大爷叔”、“三叔叔”，“小爷叔”、“婶婶”……长辈们喜气洋洋的，总是将压岁钱、糖、油果果、芝麻糖、瓜子、长生果等往我怀里放。
然后便去串门。叫着“公公”、“婆婆”、“老伯伯”等等，并揣着他们送的吃的东西。
接着，便和伙伴们玩。主要玩的是鞭炮之类。我们总是到放黄鞭的地方去找剩余的没燃着的黄鞭。总是能找到好多个。我们便用火柴点起，然后一扔，“叭”。
我们那时还玩一种叫火瘪子的东西——这种东西早已消失。那是一种小火药，一张纸里包几十个。我们将火瘪子放在黄石上，用砖往上面一敲，“叭”。
现在孩子们玩的鞭炮种类丰富多了。今年春节我走亲戚时，看到几个小男孩将一种鞭炮燃起后，往沟里一扔，那小鞭炮便在小水沟里炸开了，炸出一串水花。那犹如“深水炸弹”，比我们那时玩的火瘪子，不知要先进多少倍。
四十二、我的阁楼
那时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一年级时，我父亲便让我到阁楼做作业。
那是我的小天地。很安静，无人打扰。
做完作业后，便背课文。之后，便看看小书。
到三年级时，我还常常能听收音机。我们那时叫半导体。记得常州台有一个节目，叫“小小故事会”，开场时，是一个小女孩清脆悦耳的声音：
“木琴，敲得响，活泼又欢畅，小朋友，快快来，小小故事会，就开场！”
记得中央台也有一个少儿节目，开场时也是一个小女孩圆润洪亮的声音：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
最好听的是评书。每天都是定时的，晚上六点半。我竖起耳朵，坐在书桌前，津津有味地听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杨家将》，激情洋溢，清脆圆润。当讲到某位战功赫赫的将军被绑至刑场，三声追魂炮响，即将被斩时，我的心悬了起来。“这时，只听一声急切的声音‘刀下留人’，欲知后事如何，明天接着讲。”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然后急于知道，救人者到底是谁。当然，只能盼明天了。
在我的记忆里，陈星远先生播讲的《大隋唐》，同样让我痴迷不已。程咬金大战罗成，用了三斧头，“劈，划，掏”（劈脑门儿，划脖子，掏耳朵），都被“隋唐第七条好汉”罗成一一躲过。好惊险！
在我的记忆里，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三国演义》，也曾那么让我心醉，让我神迷！
那时我每天在阁楼做作业，复习功课，听故事会，听评书，睡在阁楼的铺上。我哥哥睡在隔壁我奶奶家的阁楼。两人的床铺只相隔一堵墙。到了寒假的早晨，我们常互相敲着墙，互相喊着，谈天说地，有时甚至唱歌。
啊，那小阁楼，那故事会，那评书！
四十三、送饭
那时，永丰小学（这是老校名了）就在我们村的东南方，一里地不到。
那时，一到下雨天，我们这些孩子中午便大多不回家，等着父母送饭。
中午，大人们便三三两两地来送饭了。他们披着雨披，或撑着伞，提着篮子。他们来自我们村的各个自然村，上村头，下村头，薛家头，陈士庙，塘下头，杨家坟，夏家头，等等。
小孩们便兴致勃勃地到大人那儿去领饭。
打开饭，还不停地说着：“啊，鸡蛋！”“啊，扁豆！”“啊，圆子！”，什么的。
还没看到大人来送的，便坐在位置上等，或到走廊边去看。看着别人吃，感到更饿了。
我妈妈也是常晚来的。因为事情多。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看到我妈妈也提着篮子来了。我很高兴，连忙迎上去，喊：“姆妈！”
我喜滋滋地领到了饭，打开一看，是青菜。青菜我是很爱吃的。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吃完后，我们便将碗、筷交给各自的父母。大人们往往叮嘱一声：“好好点念书！”我们总是回答一声：“知道了。”
四十四、水杉·同学
永丰小学旁边便是渠道。这条渠道伴随了我五年（我们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东西走向的渠道由永武河往东延伸五百米，又“兵分两路”，一路往南，一路往北。渠道的南边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水杉，那是我们在小学时栽的，如今竟长成了参天大树，亭亭如盖。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片尾曲：
“一棵铁树立千载
海变地来地变海
嫩嫩小苗终要长
款款细柳能成材。
…… ”
那时，一到春天，我们便“植树造林”。一次，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渠道旁边栽下水杉。那时，我们便听人说：“这水杉长得很慢。”那水杉长得真是慢。几年过去，我们感到它们仍只有那么大。我们总是念着：“小树苗，快长大！”
到了冬天，我们去护树。在水杉上包上稻草，以防小树苗冻坏。我们还将小树责任到人。每人在小树上挂上一个用硬板纸做成的小纸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张文明”，“吴银方”，“吴伟国”，“虞建忠”，“吴伟星”，“吴建荣”，“吴玉娟”，“沈建玉”……当然，这些小纸牌现在都没有了——三十多年过去了。
做操时，冬天跑步时，我们常常会往渠道边张望。
上学路上，放学路上，我们也常会去看自己“认养”的小树苗。
如今，小树苗真的长成参天大树了。而我们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睹物思人，我会想起我的同学。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着。女同学出嫁了，过着幸福的生活。赵小娟在东青开了一家厂。那不就是塘下头的赵小娟吗？在五年级时，同学们还总是说着她的笑话，开着她和吴银方的玩笑，说她和吴银方是“一对”。有一次唱歌课，潘老师教我们唱“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下课后，同学们便在小娟面前唱：“银方，银方，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小娟听后还生着同学们的气。如今，她成了企业家，还常请同学们吃晚饭。
有一次，我下班后从学校走回家，在汽车站边想穿马路时，一辆轿车停在我旁边，一个人探出头来喊我：“吴伟星！”我一看，竟然是同学沈建玉。她打扮得很洋气。我这才知道沈建玉嫁到郑陆镇的船底湾，在一家公司当会计。
吴亚芳呢？吴亚芳嫁到深圳了。那时她坐在我后面。她胖胖的脸，中等身材。她笑时，脸上总是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时我最羡慕的是她有零食吃。她的妈妈邓秋英，那时就在我们小学边开小店，卖糖果，卖我最喜欢吃的一角钱一块的麻饼。邓秋英对人总是笑眯眯的。
在端午的时候，我们总是每人胸前放着一个用线结的袋子。袋子里放着咸鸭蛋。我们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挑着咸鸭蛋，一点一点地吃着。咸鸭蛋的蛋黄还流着油呢。
到了冬天，天很冷。一下课，我们男生便涌出教室，在教室外面的墙壁上相互挤着，分成东西“两派”，东边的男生往西边的男生挤，西边的男生往东边的男生挤，边使劲挤着，边嚷着：“挤脂油喳哦，挤指油喳哦……”等哪位同学说：“潘老师来了”。我们便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还会想起我的好友吴伟国。他是夏家头人，个子高高的。他的头扁扁的，被同学们称为“老扁豆”。他的外公就是我的邻居产产公公。产产公公，也是个子高高的。伟国是“外甥舅家相”。他忠厚而善良，我们一起去杨家坟采过桑葚，一起在夏家头钓过昂公，一起去地头上采过嫩蚕豆。但前几年，他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如今，在深夜的书桌边，我独自在键盘上打着文字，思念着我儿时的好友伟国，我泪眼模糊。我竟再也不能见到伟国，我竟再也不能和伟国一起回忆我们的读书生活，我竟再也不能和伟国一起走在渠道边散步，看我们种的水杉……
啊，那渠道，那充满乐趣的校园，那小纸牌，那郁郁葱葱的水杉！
四十五、“拱”管子
那时，我们村的渠道进行改造，有几段铺了管子。那几段，上面是路，底下是管子。当然，渠道还有很长的地方不铺管子，是明渠道。
打水时，我们常会看渠道里的水。清澈的河水，滚滚向东，水波如一个个“小酒窝”。这河水灌溉着我们村的水稻，哺育着蒋区村的老老少少。
到了冬天，渠道里的水干了。放学了，我们几个人会去“拱”管子。
我们“拱”的管子，就是渠道往陈士庙去的那一段。不是太长。进了管子，里面黑咕隆咚的。前面的人还和后面的人讲着话，里面充满了回声。
四十六、码头
农村多的是河，多的是码头。
码头就在小河边。人们用石块堆砌而成。
人们在码头上淘米，洗菜。我看到大妈们蹲在码头上，淘着米，眯着眼寻找着米里的沙子。
人们在码头上汰衣服。我看到大妈们、婆婆们用棒锤打衣服。锤打一会，又将衣服往河里一甩，洗一下，再一甩，再洗一下……
人们在码头上边干活边聊天。码头对面，也是码头。人们便隔着话聊天。不紧不慢地讲着村里的事，村外的事：
“嗨，你家（你们）是否晓着（知道）啊，薛家头格（的）荣发家寻媳妇，陪头（嫁妆）不得个了（很多）啊！”
“啊，我昨头看见扛嫁妆格（的），被头啊有十八条的。还有录音机，洋机（缝纫机），电视机，沙发。”
“我也看见扛嫁妆格。我还看见新媳妇格，穿着个红衣裳，体面到着不得个了哦。那个新媳妇在娘家就会做（勤劳）透佬。礼貌也好透佬。就是钱家头人，离我们又不远。”
“真佬啊，我几时要到薛家头去看看的。”
“你现在去看好了。还好去要点喜糖吃吃的。”
“现在的条件（生活水平）真佬是越来越好连。”
……
淘米之后，白色的米水便向河中央扩散；洗菜后，菜叶便向河中央漂去。餐鲦头便一跃而起，争吃着米水，争抢着小米粒，争抢着菜叶子。
那码头时间久了，码头底下便长出青泥苔。那青泥苔顺着水流漂着，漂着，一条一条的。
码头底下，石头与石头之间，往往爬满了蛳螺。东青人叫蛳螺，郑陆人叫螺蛳——相距很近的地方，居然有不同的说法（当然，现在东青已并入郑陆镇了）。那蛳螺大约因为营养好的缘故，长得很大。它们常常沿着码头慢吞吞地爬着。人们便常到码头边，码头附近去摸蛳螺。烧好后味道鲜美。
四十七、抢场
夏天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上午还艳阳高照，下午就变天了，而且来得极快，一会儿便乌云滚滚。
那时应该放暑假了。由于乌云来得快，而且那雨也来得快，一会儿便有雨点了。这时，队里干活的大人们（那时叫社员）便会从田里跑上来。“快点，不得了个连”，“快点，不得了个连”，“抢场，抢场，抢场……”，“快点到社场上去啊！”……
原来社场上晒着队里的麦子。
天暗了下来。人们手忙脚乱。有的拿翻耙，有的拿簸箕，有的拿锣，有的拿扁担，有的拿扫帚，有的拿白膜，有的在仓库里接应……有的用手将麦子直接捋进簸箕里；有的将锣直接去套麦子；有的扛，有的挑；有的不小心滑了一跤，随即爬起来再“抢”……人们边干边说：“快点，快点。”人们在和老天爷比赛。一簸箕一簸箕地，一锣一锣地，麦子像长了腿似的“飞”进仓库。
但有时雨来得实在太快了，实在太大了，实在来不及抢了。好，我们队里有的是办法。雨点越来越大了，人们便飞快地用翻耙将麦子聚拢成一堆一堆地，飞快地将仓库里的白膜拿出来，飞快地将白膜遮在麦子上。“听海，建国，再用砖头，再用砖头！”“建国，你动作快点呀！”……原来队长叫听海、建国等人将砖头放在白膜上，让白膜在风中不飘出来。
人们忙得不亦乐乎，社场上全是飞跑着的人，和时间赛跑的人，甚至是被雨淋湿了的人……大雨飘泼而至，抢场任务也完成了，人们才在仓库里避着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的父老乡亲，奏出了一曲团结协作、惊险忙碌的协奏曲。
四十八、抢炮梁
盖楼房是农民的大事，喜事。而砖瓦盖齐后，我们那儿的人便会挑一个黄道吉日上梁。上梁和结婚、孩子过满月，是我们那儿的三大喜事。
上梁那天，必放爆仗。头声爆仗后，村上的人便知道，主家要抛梁了。村上的男男女女便聚到主家。人们翘首仰望，个个喜气洋洋的，分享着主家的喜悦。几声爆仗后，便放黄鞭，“劈里叭啦，劈里叭啦”，烘托着喜庆的气氛。
那瓦匠的带头者，我们那儿的人叫作头。作头用方盘盛着糖果、糕点等食品，喊一声：“抛啦！”便一大把往人群中一抛，人们便争着到地上去抢。你争我夺的。有时那果品被踩了，也不要紧。接着又是一大把，往另外一处人群抛去，如雨点般的。在这边的人又涌向另一人群。人流如潮。人们捡着糖，团子，糕，粽子，豆沙馅的馒头，等等。抛梁时，作头还会为主家说吉祥话，我们那儿的人叫“说好话”。如，“喜炮连天满地香，打开八卦定阴阳”、“一抛本年大丰收，二抛五谷堆满仓”、“抛梁抛到东，子孙个个不输松”、“抛梁抛到西，吉祥又如意”，等等。作头说一句，主家和抢抛梁的人们便必定会应一声相同的话：“依金口”。真是“一呼百应。”那“依金口”的声音在村子上空回荡着，回荡着。
那作头也往往是我们那儿土生土长的瓦匠。往往人群中有许多人都认识他。而抛梁时他掌握着“资源”。因此，人们便会和他开着玩笑。“建大，你的眼睛长在哪儿呢？往我这儿抛！”“建大，多抛些，明天我请你吃晚饭”……
抛梁结束后，人们笑着，议论着，揣着“战利品”，往家走去。
四十九、腌菜·萝卜干·洋生姜·粗苋菜（故乡的咸菜）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吃食和文学》中写道：
偶然和高晓声谈起“文化小说”，晓声说:“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两天自己在家里腌韭菜花，想起咸菜和文化。
正如汪曾祺先生所写：“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我们那儿也有咸菜。印象最深的是腌菜、萝卜干、洋生姜、粗苋菜。
到冬天，我们那儿家家户户种了许多青菜，个头很大。青菜多了，便将青菜收回来，在缸里腌。将青菜放在一口大缸里，铺两层青菜，便撒一大把盐。再铺两层，再撒盐。那盐是粗盐，一小块一小块的，是盐巴——现在我们都用精盐了。为了让青菜腌得坚实，我们那儿的人便赤着脚到缸里去踩，将青菜踩了个实实结结。然后再盖上盖子。从我们那儿人腌的实实结结的菜中，我便会想起焦溪中心小学李新伟校长常说的话：“乡下人讲究的就是个实在。”
过了好几天，那大大的青菜便成了腌菜。颜色变黄了。咸咸的，酸酸的，可用于吃粥甚至吃饭。尤其是那腌菜的菜芯，嫩嫩的，脆脆的。真是美味佳肴啊！
萝卜干是我们常州的特产，历史悠久。正宗的常州萝卜干产地应该在新闸附近吧。但我感到我们东青的萝卜干味道也是“呱呱叫”的。我们村上人收了红萝卜后，便洗净，切成一块一块的，放盐。然后，将腌过的萝卜放到外面去晒。我们村上的人总是将那腌过的萝卜放在一种竹制的席子上晒，那种竹制的席子是透风的。晒了几个太阳后，便成了萝卜干。新萝卜干又香又脆。
洋生姜在我们那儿也很常见。那洋生姜苗儿特别会长。一阵雨后，便窜出来一大截。秋天后，便将洋生姜收上来，在瓮头等器皿里腌好。洋生姜的皮黑乎乎的，吃起来水分充足，略带甘味。
还有一种粗苋菜，现在已看不见了。我家乡现在也没人种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苋菜，无论是红苋菜，还是青苋菜，都没有我们那时的那种苋菜那样粗、那样大。那粗苋菜长得高高的，也像洋生姜的苗一样，下过一阵雨，便窜出来一大截。收回家后，我们那儿的人将它们的叶子去掉，剩下粗粗的茎。那茎碧青碧青的。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接着放在一种盐水里浸。这也许有些类似于泡菜的那种制法。过了好久，再取出食用。有的人家还会放在锅里烧，加些米粉，做成糊状的。这种吃法早已消失，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早就提高了。
当然，我在吃的方面是很外行的。我写的这些，只是我儿时的印象。现在，从饮食健康的角度来看，咸菜应少吃或不吃。
五十、两眼鱼·“烟筒头”·肉刺鱼·餐鲦头·鳑鲏头（故乡的野鱼）
我们村四处有河。村外有河。村中央有河，村东头有河。村东田野里也是这里一条河，那里一条河。而且不论河相距多远，总是相通的，因为有大大小小的渠道、星棋密布的水沟。河连河，河通河。真是标准的江南水乡啊！
那时我最喜欢到河里看鱼。尤其是河道浅的时候，河水清澈，一眼见底，一览无余。
两眼鱼很小很小。应该是鱼的“婴儿期”吧。它们总是聚在一起，一游一游的。它们的身体实在太小了，这就显得两只眼睛特别大，鼓着，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它们实在太可爱了。
“烟筒头”是一种野鱼。它的身体是灰色的，它头大尾小。它的身体底部平平的。老百姓真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给它起名为“烟筒头”，真是名副其实。它常常伏在河底，一动不动。一有惊动，立即逃窜。
还有一种野鱼，叫肉刺鱼吧。这种鱼，头小、尾小，身体胖胖的。它的性子，似乎较为温和。我们那儿的人有时形容人胖，会说：“你看看，你真像肉刺鱼啊！”
餐鲦头和鳑鲏头在“耙山芋·煨山芋”片断中已写过。餐鲦头即鲦鱼，也叫鲳鲦鱼，“餐鲦头”是我们那儿的叫法。它身体长长的，在水里反映敏捷，被我们那儿的人叫做“投煞餐鲦”。鳑鲏头身体略显圆形，有红红的眼睛，总是慢吞吞地一游一游的，尾巴微微地一摆一摆的。我小时候常和人争论，我总是以为鳑鲏头长大后就成了鳊鱼。而我的同伴建兴（他被我们村上的人称为“黑熊”），他却不这样认为。他反驳说：“如果是的话，那鳊鱼的眼睛也应该是红的了。伟伟，你看见过红眼睛的鳊鱼吗？”事实上，建兴讲的是对的。鳑鲏头不可能长得像鳊鱼那么大。我见过最大的鳑鲏头也没有超过半两。相关资料将“鳑鲏头”解释为：“鱼名。鱼纲鲤科。体形跟鲫鱼相似，比鲫鱼小。眼有彩色光泽，背面淡绿色，略带蓝色的闪光，腹面银白色。”
在我们看来，餐鲦头是急性子，鳑鲏头是慢性子。
应该还有其他的野鱼吧。
小河里的小小野鱼，也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体色，不同的性格。真是太好玩了。难怪我会在河边一看这是半天。
这些鱼儿自由自在地在我村里的各条小河里生活，生生不息。小河边四处是杨树，柳树，无人特意种。也许是我的父老乡亲干农活累了，随意折下一段杨柳，随意往河边插，过了几年便成树。插杨柳枝的人多了，也便成了林。杨柳岸下，便是鱼儿的故乡。
那些鱼儿，真是太可爱了。
那些杨柳，真是太可爱了。
我的家乡，真是太可爱了。
啊，我就是那个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在老房子的外墙边说着童谣捉着可爱的小蜜蜂的那个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曾经因为摔破头当不了飞行员而怅惘过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在田野里躺在草丛里仰望蓝天白云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曾看着小河里一游一游的亮晶晶的“两眼鱼”而入迷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曾经全神贯注地在石子路上滚着铁环、曾经斜躺在矮杨树的叉枝上摇着树身做着美丽梦想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在渠道边望着渠道里滚滚东流的碧水久久不愿离去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为刘兰芳、陈星远、袁阔成三位先生的评书艺术而钦佩不已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在社场上和小伙伴们爬着高高的柴堆、笑着、闹着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在桑林间兴高采烈地采桑椹的小男孩吗？
啊，我就是那个在永丰小学听老师在晨会上讲张海迪的故事、立志向张海迪学习的那个小男孩吗？
……
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意思是：这份感情每当回忆起来的时候，仍记忆犹新，只是当时自己不知道去珍惜。所以现在想起来，黯然神伤。）这两句诗，真是感动我心。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终点；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起点。人生短暂，珍爱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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