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分析
在美国人的眼里，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公民”，即一个具有爱国、忠诚及服从于国家的品质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的评判者，一个有能力并且愿意参与其改进的人。[6]李慎之先生1999年《改革》杂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7]他的话也许是针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一贯缺乏公民意识。
（一）现状
不可否认在一些发达地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公民意识比较强，他们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他么勇于保护自己，并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从城市里目前的生活规范及近几年发生的关于拒绝居住地拆迁住房中体会到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我觉得就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公民意识仍是个沉重的话题，公民意识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认同，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潜意识的或缺乏的。这从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出来，比如对交通规则的漠视，看车不看灯，随地吐痰，扔垃圾等不遵守公共道德的行为，“事不关己”心态仍然很浓重，私德仍然很发达，小团体，家族传统仍有余孽，国人特别是中国弱势群体仍有浓烈的青天好政府情节，他们“忍”的精神仍可见一斑。文革思维，文革语言，特别表现在互联网上，动不动就扣“汉奸帽子”“打过去”“打”等语言仍比较流行，一向自称有中庸传统的国政却看不到妥协宽容的精神。从现实很多例子中，我们仍看不到对公民权力的质疑，对法律权威的崇拜，对个人利益的强烈保护（只是在危及自己生活时才想起法），看不到对规则程序的尊重，对“特性独立主义”的宽容等等。
公民意识缺失的具体表现：
1、缺乏社会公德。
据最近诸多媒体报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享受出国旅游权利的同时也有人把诸如衣冠不整、随地吐痰、乘车不排队等坏习惯和不文明形象带到了国外。香港《亚洲周刊》把这些陋习大致规纳为脏、吵、抢、粗、俗、窘、泼等“七宗罪”。[8]脏,缺少公德心,不注意公共卫生,所到之处,满地垃圾;吵,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抢,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干什么都要抢先;粗,看不到对他人起码的尊重及礼仪;俗,把家乡的陋习带到国外,如脱鞋搔痒;窘,穿戴不整齐,不恰当,如穿着睡衣、拖鞋上街、串门;泼,碰到不顺心的事,火气特别大,不是粗言恶语就是拳脚交加。导致这“七宗罪”的罪魁祸首,依我看来,归为一句就是缺少社会公德,
缺失公民意识。脏、吵、抢、粗、俗、窘、泼等“七宗罪”国人能在不经意间便带到了国外,可见这些行为习惯在国内已司空见惯了。就连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上海,在淮海路上也打出“请把家里的习惯带到这里来!”的横幅,因为人们不注意公共卫生,家里是天堂,出门是地狱。这就能更形象地说明人们缺乏社会公德。
2、缺乏公民的责任感。
龙永图部长曾在他的报告里谈到一次他在瑞士上洗手间,看到一个小男孩在里面砰砰地鼓捣了半天不出来,不知道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厕所抽水马桶坏了,他在想办法修理。他认为他有责任把厕所冲洗干净,这就是小男孩的理念![9]要是换上一个中国人可能早就一走了之。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第一,这不关我事;第二,即使关我事,也未必有人知道。这就好比在没有警察的交通路口,你规矩地在红灯前停下会被后面的人说成“你是不是有病啊”!在广州道路交通口设置的电子眼曾遭到人为的破坏,这说明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就根本没有“公民”两个字,有了也没弄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3、缺乏参政、议政的监督意识。
如人们对腐败现象,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义愤填膺,却又无能为力,不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如不敢主动举报、揭发贪官,而是期待着有清官出来维持正义,为清官叫好。人们缺乏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也是清官意识、清官戏自古至今广为流传而绵绵不绝的深层原因。人们开口闭口“咱老百姓”,一些新闻媒体中也是“百姓”怎样怎样,而很少提到“公民”怎样怎样。而很多公民也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利,有哪些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咱老百姓”的称谓似乎和封建时代的小民的称呼差不多,意味着咱老百姓无能为力,把国民视为老百姓,意味着对公民权利和地位缺乏起码的尊重,也意味着公民对公共责任的回避。
4、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
由于权利义务观念的错位，中国百姓习惯于只尽义务不讲权利，要求政府尽义务更是大逆不道之事。今天，我们应将这种错位的观念纠正过来，义务本位的观念让位于权利本位的观念。当然，权利本位并不排除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权利义务互相依赖而存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否主张权利以及采取何种方式主张权利也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中国弱势群体仍有浓烈的青天好政府情节，他们“忍”的精神仍可见一斑。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正在觉醒，维护权利的行为也趋向自觉,但从整体上看,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很不平衡,具体而言，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和居住区域的公民权利意识仍有很大差异。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的状况还普遍存在。
（二）原因
目前，我国公民意识水平不高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对封建残余的影响注意不够，又使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1、历史原因
公民蕴含“主权在民”的原则,意味着国家及其一切权力属于具有公民资格的所有人而非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公民概念反映公民之间平等的关系,法律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即公民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以及何种出身都是平等的(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殊公民,只有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特殊公民,其它人都是臣民)。如此看来,公民是民主时代的产物,是与民主伴生的。
而我国是有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自秦汉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专制主义，专制终是压抑人性的，压制公共领域的出现的人，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愚民、臣民”而供统治者奴役的，中国传统里面始终没有人的概念。历史上更没有公民这个词,我们有的是“臣民”，“子民”，“草民”，“顺民”或“暴民”。专制主义传统笼罩之下形成的观念能够轻易地制造一代又一代卑微的“草民”和逆来顺受的“良民”，却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那些口口声声“吾皇圣明，奴才该死”的“臣民”不是现代公民，那些揭竿而起“杀富济贫”的“暴民”显然也不是现代公民。
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传统政治结构中,国家是天子(皇帝)的大家庭,人民是天子的家臣家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在中国就成为天子与臣民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没有公民意识的遗传基因。，由此形成的是“臣民意识”，由于上下的信息不对等又没有决策权，臣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少、能力弱、积极性差，对管理机构依赖，与“公民意识”的核心“理性、负责”相距很远。几千年的传统可谓根深蒂固，“公民”的萌芽却异常艰难。
到了近代虽然也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很不彻底。根深蒂固专制的思想也没有遭到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那样彻底地扫荡而烟消云散,专制主义的阴蔼时而低空盘旋阴魂不散。对此,邓小平曾作过总结性的结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却很少”[10]。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猛烈冲击，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及深刻的批判“国民性”运动，中国才有了“人”的概念，但以后”革命压倒启蒙”，中国现代化史上辉煌而又短暂的启蒙时代中断了，中国的国民非但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反而又被激进暴力、非理性的革命语态所累。
2、现实原因
（1）经济转型过程中滋生的不良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一些不良影响渗透进来,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利丧失了社会公德和社会的责任感。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思想单纯,可以靠高度严密的政治思想教育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维系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如激烈的竞争之下,人们一味强调个人的能力而不顾社会公德,唯利是图,个人主义抬头,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思潮流行,人们的社会公德心、责任感滑坡。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在普及法律意识时,比较强调维权意识,对法律责任义务强调得少一些。人们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时总是强调不讲权力只重义务,所以在新时期我们在普法时特别强调公民的权力,似乎矫枉才能过正,反而对新时代公民应有的义务、责任有所忽视。须知法律是讲公平均衡的,权力义务是对等的,任何偏袒都是片面的。加之新时期我们过分强调个人的能力、独立、个性、创造性而忽略公民起码的责任的培养。总之,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原因之一。
（2）公民教育的滞后。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11]这说明市场经济同时又是道德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与之相应的道德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式,主宰学校道德教育运作的仍是基于较为封闭、单一的社会结构而建立起的教育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也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没有及时转变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沿用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几十年不变,而没有转变到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上来,这又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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