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澍《论书賸语》说：“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宋苏轼《论书》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筋、骨、血、肉、精、神、气、脉，本是人的躯体和神志的组成要素。古代书家们把它引用到书法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人体生命相对应的书论体系。这里精(精神)与神(神采)有别，脉(脉络)与气(气韵)有别。人体的筋、骨、血、肉，骨以支撑形体，筋司运转，血肉则显示风姿神韵；精、神、气、脉则在体内通过神经系统的高级活动司控人的综合素质的表现。所以，书法必须做到“八者备”，具备八个条件则须在字内字外下苦功夫。
清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筋骨血肉，是形体美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而姿态则是精神美的表现形式。宋人李之仪《跋怀素帖》说：“要知骨肉俱无，安可语精神耶?”也说明了精神寓于骨肉，气韵生于形体。对于人体，不要说骨肉俱无，就是骨肉受创，也会提不起精神的。书法也一样，没有骨肉，哪还谈得上字的精神、气韵呢?精神从何而来，从字的点画、形体中来。点画的肥瘦最能显示出书作的精神状态。
唐人孙过庭《书谱》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这里所谓“性情”，指字的精神、气势、韵味等抽象的东西；而“形质”是指字的形体，由点画的长短、高下、多寡等构成，是具象的东西。《翰林粹言》说：“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兼此二者，然后得齐古人。”“功”，指功夫、技巧；“性”，指气质、韵味。只掌握了技巧而不具备气质、韵昧，就不能体现作品的神采；只注意追求韵味而书写技巧的基本功不扎实，作品所体现的“神采”也是不落实的。
唐人张怀瑾《文字论》说：“状貌显而易明，风神隐而难辨。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字的形体显露在外，容易看得明白；神采隐含字中，难以辨别清楚。显而易见的状貌，通过勤学苦练可以掌握；但隐而难辨的风神，不经过用心领悟，缺乏灵感，是难以表现出来的。既要重视把字写得刚劲有力，以支撑起字的形体；又要注意把字写得妍美秀润，以显示出字的风姿神韵。字的气势产生于顺畅、流利，又略露锋芒，字才会显得有气势、有精神。
清人朱和羹《临池心解》说：“作字以精、气、神为主。落笔处要有力量，横勒处要有波折，转捩处要圆劲，直下处要提顿，挑超处要挺拔，承接处要沉着，映带处要含蓄，结局处要回顾。操之纵之，六辔在手；解衣磅礴，色舞眉飞。”要求起笔处要有力量，横画要有波折，转角曲折处要圆劲，直画要注意提笔顿笔，钩挑画要写得挺拔，起收转接处要沉着稳健，变换笔画的位置时要注意映带呼应，结局处要回顾一下整体位置。以上这些技法上的要求，能做到举止不受拘束，情绪上神闲意定，心旷神怡。书写各种笔画的技巧和用笔的各个环节都精熟了，加上作者深厚的学识修养，坦阔的胸襟，旷达的精神，作品就可以有精、气、神了。
唐人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韩愈认为，在张旭的草书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感***彩，这说明书法是能够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宋人姜夔《续书谱》说：“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他赞同韩愈的观点，认为书法作为一门抒情写意的艺术，只有充分发挥书家个人的情性，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因而他说“艺之至者”，从来都是和作者的精神(包含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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